○潘大明

淮河边的意外总是让人生出惊喜，如果有悲伤，也就让它过去……看着面前已呈浅蓝色的淮水我会这么想。因为印象中河水没有那么蓝，而且《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也是一个意外，就像我原本以为那水是浑浊的一样。

记得2014年酷夏，接到友人江君的来电，告诉我滁州一家文化研究团体正计划拍摄以明中都城为题材的历史文献片，脚本已有，苦于阮囊羞涩，望能以低廉的成本进行制作。当即赶往滁城，一口气通读万余字的脚本到凌晨。一早便去了凤阳，在当地文史专家陪同下走访淮河边的明中都城遗址。

乍见中都城遗址动了心。站立在午门上，身旁的文史专家诉述六百多年前的景象，鳞次栉比的黄色琉璃宫殿和平整坦荡的街道，波光潋滟的内金水河和装饰华丽的金水桥，令人肃然的高墙深院和雕梁画栋的精美回廊。眼前却是一片庄稼地，生机勃发的庄稼和树木，掩遮不住那漫延的沧桑与悲凉，令人不由地发出雕栏玉砌今何在的感叹。

穿过午门，一行人沿着曾经的中轴线大道，沿当下的田埂泥路行走。不多时西拐，去看那里的残垣断壁。途中遇见一位老农，六十多岁显得格外苍老和疲惫，正拎着一桶水往不远处破败的小屋吃力地走去，那便是他的家。见到我和友人一行，他放下水桶，站着与我们交谈。老农说：“打小就听老辈人说，这里是一片皇城，随随便便就能拾到琉璃瓦碎片，地里挖出的石础两个人都合抱不过来，上面还有花纹。”

之后，询问上西华门的路径，他说在他的小屋背面有一条小道，可以直通。果然，陡坡上的杂草间有一条人行的踪迹，大伙儿挨个爬了上去。到了西华门顶上，一行人行走在破损厉害的城墙上朝北而去。一路上聊的是朱元璋为什么建都故里，耗费了六年的国税弃置而去呢。凭直觉，这块儿一定有文章可做。做六集历史文献片更不成问题。即使资金匮乏精打细算也能应付得来。

翌日，回滁城座谈。建议以中都城的兴衰为主线，从历史、文化、建筑角度，引发人们的思考，并把文献片定名为《湮没的帝都》。于是，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近十次去凤阳，走过那里旯旮的村子，还有几趟紧贴淮河的行走。

意外的问题还是出在经费上，脚本重新做好后没能进入拍摄制作阶段，不了了之。友人表示歉意，我虽然有不爽，但是还是表示：“不碍事，还可以做成其他的文化样式呀，比如书。”这底气源自行走和阅读，所遇到的人和事，看到的历史与现实，觉得自己应该记录下来，写好这些时空交融、穿越反复的故事，或许比历史文献片更为厚重和具有时代气息。

我早年习作小说，之后一段时间从事近现代史研究，更长的时间做的是新闻采编，这三样捏合在一起，已经可以构成一种特色。问题是要做好淮河这篇文章，从思想意识到知识结构都需要重新调整和架构。解决这一难题，还要遵循古人的办法——读书与行走，进行田野调查和考察，行脚遍及南京、滁州、淮安、盱眙、蒙城、定远、来安、明光、蚌埠、常州、金坛、苏州、松江、嘉定等市县，也到过兰州、南昌、西安、昆明等地进行采风，以行万里路感悟历史。

淮河文化的源起、发展和形成特质需要弄明白，特意安排了一次从蚌埠双墩遗址到蒙城的行走，一路没有上高速，走的都是县道，道路几乎都贴近淮河或者它的支流而筑。傍晚，来到蒙城毕集村寻找被史学界誉为中国原始第一村的尉迟寺遗址，车子来来回回好几趟，才在公路边看见制作粗糙的鸟形神器雕塑立在路口，问了村民，经指点，来到一片玉米地前犯了难，如何上土墩？另一侧是小河，搞不好会跌入河里。最后，和友人还是决定沿着玉米地的边缘，拉住地里长出的根茎，小心翼翼地往上爬。上了土墩，令人失望，四处皆为玉米地，中间一个大坑爬满藤蔓。扫兴而下，有老农骑车而来。老农说：“当年挖出来的东西全带走了，发掘现场填了。那坑可能是当时没填平。”再问，老农答村东边有块石头竖着。友人驾车速往，果然见一石碑立在那里，上书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友人笑说：“全填了，啥也看不到了。”

次日，去县博物馆。尉迟寺的许多文物陈列在这里，鸟形神器单独立在精美的展柜中，显示出它独尊的地位。壁柜中还展陈出同时出土的鸟形陶鬶，形态各异，但是一眼便知是鸟形的演绎。精美的展陈形式，让人无法感悟到历史的天空，获取更多的先民生存的信息，失却许多历史的真实。

友人问：“什么感受？”“他们是一群崇拜鸟的人，这可以在出土的陶器中得到验证。”我答道。我告诉友人，一次路过江苏金坛，得悉境内有早期人类生活的遗址，便去了博物馆，那里陈列着一个叫做西岗的地方出土的器物。西岗三星村遗址与尉迟寺遗址均属新石器时代，距今五千年以上。三星村出土各类陶制器物4000多件，鲜见鸟形器，仅有一件疑似，制作工艺比尉迟寺的简单、粗糙。地处江南的三星村水系发达，水鸟应该不少，三星村人对鸟并不动心，没有在日常用具中融入它们的特质，说明了什么？“可能是由审美、寄托、向往而引发的崇拜问题。”友人回答。“三星村遗址发现的陶制品，大都是日用品，比如陶盂、陶罐等，与同时期的遗址出土物比较，丝毫不逊色，有的甚至超过其他地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务实态度。”我分析道。“这是长江流域下游，尤其是江南农耕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同处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与西岗三星村属同一时期的崧泽遗址出土的陶器中也得到反映，崧泽遗址陈列中几乎没有一件与鸟相关的器具。巧的是，那次路过金坛，到常州办完事，又经南京飞抵兰州，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抽空去了趟甘肃省博物馆，目睹了黄河边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陶器。

“那里鸟形器多不多？”友人问。“我原本以为生活在黄河边的祖先们也会崇拜飞鸟，却有些失望。”应该说那里也是祖先们喜欢居住的地方，聚集仰韶、马家窑、齐家等文化，陶艺水平较同时期其他地区略胜一筹，比如距今五千至七千年前，属仰韶文化的人头形器囗彩陶瓶，让人叫绝。人头的形状、神情与双墩出土的纹面泥塑人头像颇为相似，且精美许多。双墩遗址的年份在距今七千年左右，与仰韶文化相近。

在兰州，看到的祖先制作的陶器数量多、品质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以鸟形为体型的却不多，印象颇深的是红陶刻画纹鸟形器，器形两侧刻有鱼状、水珠、水波之类的纹饰，属于新石器时期的齐家文化，距今四千年前，再有一些陶罐的纹饰与鸟形有关，仅此而已。这种现象不仅在黄河上游出现，在陕西也类似，那里的祖先们也很少把鸟的形象运用到他们的日常器皿中。友人说：“这样，把黄河长江边的人类文化遗址与淮河边的尉迟寺遗址一作比较，可以看到许多有趣的现象呀。”“不仅是现象，实质是不同地区形成的精神文化的不同，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正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样的比较十分感性，却能有效地说明问题，且比较生动、易懂。

一边实地行走、观察、思考；一边发现、挖掘、研读史料，以此为主要线索，架构起淮河文化、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的不同和它们的碰撞、融合，自然灾害与战争对朱元璋出现在淮河边的必然，朱元璋性格的特点形成，对淮河文化创新能力的摧残，和打击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他建立的明王朝的最后命运。

这期间，陆续完成了一些片段，有的在行程间的小车里、高铁上直接在手机的备忘录里进行录入，形成了书稿的雏形，不完整，有些破碎。

时值庚子伊始，新冠病毒如闷棍般打在木知木觉的人们头上，一时竟然不知所措。无奈之际，便想到这部没完成的书稿，预备在疫情期间弄成样子，这也是写作者在避疫时通常的做法——写字看书。于是，几乎每天两点一线地从家里跑到办公室。

独自闷在办公室里写稿改稿统稿，无非重新搭框架、砌新墙、批腻子、喷涂料，使书稿呈现全新的面貌。友人来电话询问在干什么，答复是在做“泥水匠”。

饮酒之风，在淮河边蛮是盛行，许多交流、切磋、碰撞都在酒桌进行，书稿中大大小小的酒事写了二十一次，似乎构成淮河边行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一天，我对友人表示，想去看看淮河。于是，驾车去了淮河南岸的河滩村。静静地看着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淮水，想到淮河流域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没有成为专制王朝的政治中心，而是以自己独特的创造力和鲜明的个性屹立于世，但在帝王专制的中央集权支撑下的儒学，重重地覆盖在淮夷文化、楚文化之上，旷日持久，使淮河文明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处在窒息状态，创新已成过去，衰弱渐露端倪。

由河岸往上行，来到岗坡上的农家小院，小院收拾得颇干净，小屋的烟囱冒着青烟，空气中飘浮着一丝饭菜香。主人七十多岁，利利落落的样子，捧来一大圆口瓶的土酒，说是已经存放了两年，好喝。酒很纯，喝到嗓子里有些辛辣，蛮够劲。老人喝酒很慢，几乎在抿，与友人拉家常。我呆呆地望着远处流淌的淮河，战争、自然灾害、思想禁锢，使这片土地逐渐消沉。尤其是朱元璋崛起后，中都的兴废，把淮河流域置于更深的悲剧中，两岸沉睡了多年，较之魏晋南北朝之前，它形成的文化，远远落后长江文化、黄河的中原文化以及以后的珠江文化。当这些文化，与海洋文明相交融时，淮河文化——尤其在中上游，更失去优势，这优势包括自身的吸纳性、融合力和地域优势。曾经熣璨的淮河文化，陨落于华夏。直到晚清，洋务运动的兴起，才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在定远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上，喝酒谈的是淮河边的战争；在临淮关边喝边聊的是自然灾害后，帝王专制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救助办法……淮河边的那些酒事令人难忘，入文也成自然。这时，坊间有传言说酒能抵御新冠，行文时的小酌也顺理成章了。

作者简介

潘大明：学者、作家，资深媒体人，电视纪录片制作人、出品人。出版有《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长河秋歌七君子》《七君子之死》《韬奋人格发展轨迹》《岁月印痕》《中国神话故事》等著作，并发表创作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部分获得全国、省市奖项或列入上海市文艺创作项目。

《湮没的帝都》潘大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