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琼

因为要查找资料，这个周末，我翻出压在箱子里多年没有动过的报刊杂志。

一个厚实的右下角印着“滁州日报社”红色字样的牛皮纸信件，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多年前。这是当年滁州日报社群工部沈之华老师寄来的样刊，里面装着四份1995年8月16日的《滁州日报》，八开四版的报纸被折成四折，历经岁月的淘洗已然泛黄。在最上面一份报纸的第三版“通讯员园地”栏内，沈老师用粗粗的红笔把《南谯办事处认真为菜农服务》的简讯圈划出来——这是我在《滁州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新闻稿，而在此前，喜欢阅读的我只在滁州广播电台、校刊上发过几篇诗歌散文。

1994年12月初，正式到乡政府上班的我成为单位里唯一的科班大专毕业生，加上又是女同志，有些人便私下里议论或当面说：“你是来‘镀金的’，不会在这里呆多长时间。”闻之笑而不辩。“沉默是金，言多必失”。早在年少时，一生躬耕陇亩，从未上过学的父亲就曾多次告诫我，要少说话，多做事。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乡里安装有线电视的电缆设备等材料刚好采购进来，便让我负责保管材料收发。我自行绘制表格，逐一清点登记，结果发现有一两种材料的实物数量与订单上的数量不一致。思前想后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便趁着乡长前来询问安装进度的机会说到此事。乡长一边看着收发登记表，一边夸赞工作细致认真，之后再未提及。

到了第二年初夏，有线电视安装全部结束了。有一天，我看到《滁州日报》上刊登的关于通讯员培训班的招生启事。没有一点新闻写作基础的我不想错过，便找到乡党委书记。书记笑着说：“好事啊，费用给你全报，但是参加培训回来后，乡里的通讯报道你得写！”

“没问题，可以写的！”我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下来。通讯员培训班是在学校放暑假后正式开班的，为期半个月，培训地点在市中心一所中学里，也是我高三补习的地方。住宿安排在附近的碧云山庄。

那是迄今为止我所参加过的与写作有关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培训班，也让我受益终生。

在那个炎热的夏天里，来自全市各地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三十多名学员坐在教室里，老式的吊扇在头顶上吱吱嘎嘎地转动不停。学员们不时地用手中的书本扇着汗水直冒的脸庞，在新闻报界辛勤耕耘多年的老师们则口若悬河，不时地用粉笔在黑板上板书划重点，后背上被汗水浸透的衣衫格外显眼。即便课间休息，他们还不停地为学员答疑解惑。在教室外面的梧桐树上，数只知了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敞开或高或低的歌喉，肆意地抒情吟唱。

在那段时光里，既有新闻通讯理论的学习，也有现场的采访实践，还有老师学员之间热烈的交流互动。我如饥似渴地聆听，认真地记笔记，翻阅新闻书刊。

在那段时光里，行走在熟悉的校园，常常想起四年前在校读书时难忘的一幕。

有次数学考试，我因为粗心没考好。试卷发下来后，老师在班上进行了不点名批评。我把对老师的承诺作为鞭策自己努力学习的动力。那年高考，我的数学成绩没有让老师，也没有让自己失望。那年高考，虽然没能考进理想的大学，但也算实现了“鲤鱼跳农门”，逃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也看到了绽放在父母亲脸上的开心笑容。

在培训结束前一天，老师带着我们到南谯办事处等地进行实地采访，要求每位学员至少交一篇采访稿件，将择优在《滁州日报》“通讯员园地”版块刊登。采访结束后，我梳理并选取自认为合适的切入点写了篇500字以内的简讯。沈老师寄来的样刊一共刊登了3篇通讯员稿件，这让我非常开心，也让我切身感受到了报社对于基层通讯员的关心与扶持。自那以后，乡里的通讯报道多由我来采写，我也写一些散文，沈老师帮着推荐给刘德俊、王贵武、张国富等编辑老师。一篇篇新闻稿件和散文的发表，也让乡领导和同事们对我刮目相看。计生、治安、组织、武装等各办（部）需要撰写的材料，只要他们开口，也一概来者不拒，帮衬着整好。因为我始终相信，多做些事并不吃亏，人只有在积累的经历中才能更好地锻炼提升自我，也只有多学多做，涉猎广泛，才能成为多面手。因为我始终相信，在基层工作，只要用心尽责，只要勇于担当，没有什么不可跨越的困难和挫折。

1996年，乡里先后购买了一台松下9000摄像机和一台海鸥照相机，除仔细研读琢磨说明书外，我还特地跑到县电视台请教如何录制影像。1997年春末，一场冰雹突然而至，我拎起摄像机就跑出去，录制下了冰雹灾后现场的第一手影像资料，后来多次被市县电视台采用。

从199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开始，我便和《滁州日报》和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历时八年，辗转三个乡镇后，我终于调回了城里，结束一家三口分居三地的生活，再后来工作又多次被调整，新闻稿件写得越来越少，文学创作也中断多年，但那种不舍的情结和感动始终驻扎在心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一直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扎根在那里。

那些被温暖过的时光，也始终闪烁在生命的最深处，时隐时现，如夏夜原野里自由飞翔的点点萤火，虽然光芒有限，却足以让人铭记，心存悲悯与感恩，在逝去的年华与过往中，那微弱的光芒一直在温暖着，照亮着前行的道路。

●清流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