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资料记载，天长明清时期共修志九次，其中明代六次，清代三次。按照现存的四本古县志来看，清代张宗泰（登封）编修的《嘉庆备修天长县志稿》质量较高。该志不但纲目清晰，且考证严密，属于县志中的上品。民国时期的天长贤达非常重视天长县志的编撰，本文就当时修志的背景及历程作简单介绍。
○ 王志高
一
民国九年（1920），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张铭（鼎丞）出任天长知事，上任后惨淡经营、励精图治，发动了以孙嵩龄（豫甫）、李钟乔（毓麟）为代表的天长士绅捐资修建天长公园及图书馆。民国十一年（1922）秋，公园及图书馆落成，举人出身的孙嵩龄受张铭邀请，担任图书馆馆长（实为名誉馆长）。
此时，孙嵩龄等一批乡绅已经意识到，天长县志从同治八年（1869）开始已有五十余载未曾续修（《同治天长县纂辑志稿》应清廷修《会典》需要临时编撰，内容杂糅，未系统整理，也未付梓印刷，实为稿本），典籍逐渐消亡，名人轶事亦将查无实证，编修县志迫在眉睫。民国十五年（1926）春，孙嵩龄正式筹办县志编修工作。他以图书馆为办公机构，聘请刘增魁（星伯）等人为县志访员。修志工作走上正轨之后，曾作了一些收集家谱碑文等基础性工作。可惜不久，民国十六年（1927）四月，北伐革命的战火已烧至天长，加之孙传芳军复占天长之际，孙嵩龄的侄子孙祖僅（芷秋）指使孙传芳部下在扬州德春钱庄提取天长县长李嘉瑷的公私存款两万四千元。案发后，孙嵩龄受其牵连，带领家族四十余口连夜逃亡上海租界，不久孙嵩龄病逝。民国时期第一阶段修志由于领头人的去世戛然而止。
二
民国二十一年（1932）秋，天长县长武汉（少斋）因公路过秦栏，看见朱孝子祠和包公祠忠孝辉映，遂召集当地乡民征询其轶事，但人们均未能详说。回县府后向人索要县志不得，询问刘增龄（香九）原委，刘备陈其故，武县长慨然曰：
“志之不修，固士大夫之羞，亦守土者之责也！曷不踵前议而行之？”
当即开会公决，推刘增龄为县志局局长，即日开始县志的编撰工作。此后一切进入正常轨道，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修志人员的选拔、办公用品的配备、撰修的体例、文献资料的收集方法都制定了相关细则。民国二十三年《天长导报》对修志情况进行过详细报道：
“天长县志，系嘉庆十七年教谕张宗泰修，迄今已逾百年，现正积极进行续修。顷由县志局发通函致各采访云：各区采访员公鉴，查续修县志，先从采访入手。所有各区义务采访员，业经呈请县政府，分别聘任。并有本局印就采访题要及稿本随同聘书颁发，一并函请查收在案。惟各员散处四方，往访或有不便，复於每区聘请采访专员一人，以汇其成，限期竣事。兹已聘定第一区崇君廷一；第二区董君馨伯；第三区姚君泽如；第四区张君吉甫；第五区刘君星北。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召开第一次采访会议，议决即日着手采访，顷已分途出发，到镇时希即赐予接洽，会同采访，以备咨询一切。其已采得之稿件，或私家收藏之著述，及硃卷、谱牒、碑文墓志等，务请详加搜集，交由专员负责保存，制取收条借抄，定期归还。邮政交通便利之处，并祈源源赐稿，迳行投交本局者，亦依照上项手续办理。其有未及被聘为采访员者，如欲直接投稿，更所欢迎云云。”
可以看出，修志方法沿袭旧志，先以采访入手，收集第一手文献资料。配置的访员不但学识渊博，在采访区还有较深厚的群众基础。第一区（县城）访员崇廷一，县城人，原名崇而梅，又名崇钟岳，安徽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天长著名魏碑体书法家；第二区（东乡）访员董桂山，字馨伯，清末秀才，相传是万寿汊河人。第三区（南乡）访员姚遇春，字泽如，清末廪生，长兴集人。第四区（西乡）访员张吉甫，又名张戢甫，龙岗人，天长师范讲习所毕业，曾任铜城小学校长。第五区（北乡）访员刘增魁，字星伯（星北），县城西门人，清末秀才，系县志局局长刘增龄之兄，父刘少南是光绪七年秀才。
县志局就采访内容统一印制了采访提纲及稿纸，便于以后标准化整理。同时要求重点收集著述、硃卷、谱牒、碑文、墓志铭等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资料，并对文史资料的保管和借阅也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当时的资料收集可谓是广开门路：一方面由采访专员直接实地采访；另一方面广泛宣传，发动群众通过邮政直接邮寄文献资料或者直接投稿。
通过一段时间有序的工作，县志局已经收集到不少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的资料。族谱类的有《戴氏家谱》《崇氏家谱》《陈氏家谱》《胡氏家谱》《虞氏家谱》等；著述类的有崇樾（荫轩）《紫茸轩赋稿》、崇蔚然（豹君）《紫葳蕤吟馆赋稿》、戴观（国华）《红薇阁诗稿》、宣鼎（瘦梅）《夜雨秋灯录》、宣笤发（仲兰，自称豹隐居士）《豹隐琐言》、孙石城（字燕潭，号鹄仙）《淮壖憶语》《冶西山馆诗钞》、张百城（字砚屏，号紫筠）《冈田须知》、戴百寿（曼卿）《救荒举要》、何象彭（绍篯）《实验农业广义全书》等；墓志铭类的有王永吉（六谦）墓志铭、杨捷（元凯）墓志铭、王安国（书城）墓志铭、王念孙（怀祖）墓志铭、王引之（伯申）墓志铭、戴兰芬（畹香）墓志铭、丘健（子强）墓志铭、孙篯龄（鼎甫）墓志铭；碑文类主要有《新修护城河碑记（同治年）》、《王引之御制碑文》、《杨捷将军御制碑文》（满汉两种文字隽刻）、《泰山庙碑记》、《育婴堂碑记》、城门乡《大王庙碑记》、《乐迁庵碑示》、《天长公园图书馆碑记》等；硃卷类主要有崇家坊、丘梦楼（凤翥）、孙石城、张百城、孙嵩龄等人在院试、乡试、会试、殿试、拔贡考试的科举应试答题，如孙石城会试题目《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作答的硃卷，崇家坊（右村）乡试题目《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作答的硃卷、孙嵩龄拔贡题目《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作答的硃卷、丘梦楼院试题目《拟谢惠联雪赋（以因方为圭遇圆成璧为韵）》作答的硃卷等；收集其他代表性的文章主要有孙国敉（字伯观，六合人）的《游冶山记》、戴景和（鬯村，戴兰芬之父）《乡善堂记》，袁晓岚（湖北省蕲春县人，同盟会会员，系张铭好友）《天长县游记》等；还收集了节孝牌坊铭，如李立德（戴世文之婿）妻戴氏、丘之桢（稺蓉）妻施氏、黄德坤（汊涧武童生）之妻虞氏、张德华（张锦城祖父。张锦城，字蜀川，民国初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与胡适先生友谊较深）妻王氏等人的节孝牌坊铭或褒奖词。
县志局的工作人员对收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类整理，较大的成果主要有：（一）对同治八年以后历任天长知县、知事、县长到任时间、籍贯、出身等身份信息进行统计，以时间为线逐年排列。（二）补全了科举考试的进士、举人、拔贡、优贡。（三）总结了清末民初的天长风俗习惯。（四）组织编写天长近代名人传。
三
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月，安徽和县人陶俊（仲武）出任天长县长。陶本人毕业于安徽法政学堂，与刘增龄、王朝佐（筱裳）是同学，在天长任职期间整饬吏治、清查钱粮、减轻赋税、体恤民情、平息诉狱、打击匪患，深受乡绅好评。此人也是个风雅之士，加之与县志局局长刘增龄有同年之谊，对同学主持的县志局大力支持，编志工作进入了黄金时期。陶在任期间对《嘉庆备修天长县志稿》进行续补铅印，民国二十三年（1934）重新刊印时，陶俊作《序》道：
“内缺《风俗》《食货》两门，随云未臻完备，而所以资后人者，厥功亦有多焉。百余年来，几经燹劫，其稿犹存，竟为目今本邑纂志之蓝本。其主事者为邑明经刘君增龄，刘系予同学，品端学粹，为同辈敬。居常以邑乘未修为念，以顾任职以来，广征求博引，就《备稿》缺者补之，谬者正之。”
陶俊主持重新刊印的《嘉庆备修天长县志稿》，印刷质量较高，点校精确，深受各界欢迎和重视。民国二十六年（1937）一月进呈安徽省政府，后转交省图书馆收藏。
民国二十三年（1934）左右，陶俊在安徽法政学堂读书期间的同学王朝佐，为了歌颂陶俊任职期间的宦绩，联合乡绅及友人对陶俊的德政进行唱和，并集《玄歌雅化集》以为永久纪念，该书中的《恭颂天长县长陶公德政二律》之二也提到编修县志情况：
“方寸明如秦镜悬，清廉宁让况青天。手挥斑管无留牍，心贮冰壶不爱钱。颂遍报章词屡见，辉增邑乘传重编。武城共被玄歌化，聊现刍言写素笺。”
可能是刘增龄对此次修志质量的高度重视，高标准的以《嘉庆备修天长县志稿》撰修质量为目标，同时天长也缺乏像张宗泰之类的训诂大家，导致修志进度缓慢。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县志也未编撰完成。1937年12月22日驻扬州日军乘坦克侵犯天长县城，县志局工作人员几乎都逃离县城，县志局被迫解散，修志工作全面停止，所有编志稿件在战火中几乎散失殆尽，修志工作再次夭折。
四
值得幸运的是姚遇春编写的《第三区采访稿(第一号)》被有心人收藏存世。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本民国时期修志的系统性成果。从采访稿中可以看出，采访专员需要实地考察后方可撰写出如此高质量的稿件。该稿件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的史料有《清授文林郎赠奉直大夫方琢墓志铭》、《清水桥碑文》、《冶山大圣寺光绪年募化文》、《冶山竹枝词四十首题詠》等。同时该稿件对冶山、横山及附近区域的地形地貌、风景名胜进行了详细的叙述，纠正了《嘉庆备修天长县志稿》中不少错误。更难能可贵的是对清末矿务局位置、民国初年地方武装的演变过程都有着明确的记载。该采访稿，对我市下一轮编史修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民国时期，县志编写虽未成书，但留下了郁官成编写的《天长风土志》，也算是一件幸事。1930年1月陈东原（合肥人）就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提倡学术研究，培养良好的社会学风，于1930年10月依托图书馆有利条件创办《学风》杂志。该杂志的文章质量较高，安徽省立图书馆一跃成为皖省重要的学术研究阵地，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重视。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的李絜非（明光人）从1933年开始陆续在《学风》杂志上发表的安徽各县风土志稿件，深受读者好评。李絜非与时任天长民教馆馆长的潘子俊（民章）是滁州求学时的好友，1934年上半年，李向潘约稿，后潘因肺结核病重，不能胜任此项工作，潘就将此任托给好友郁官城（寄沧）。郁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历经近一年，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除夕之夜完稿。稿成之时，好友潘子俊已赴黄泉。李絜非看到稿件时，得知好友潘子俊已经去世，笔尖划纸，如同刀尖刺心，在稿件结尾处写到：
“郁君更能毋负泉下死友之所托，一诺终践，其高谊尤足称也！絜非志于合肥。”
郁官城的《天长风土志》在体例上借鉴李絜非编写的其他县风土志。依次从历史之沿革、地理与人文、县城与市镇、天长之展望四个方面撰写。其中地理与人文、县城与市镇两个板块的内容质量较高，是了解二、三十年天长政治、经济的重要史料。可惜限于《学风》杂志投稿篇幅的限制，许多内容未能充分展开叙述，读之总有意犹未尽之感。
民国天长编史修志，从1926年开始到1937年结束，历经11年，都因战争的原因中途夭折。修志工作的主持人经历了孙嵩龄、刘增龄新旧两代。笔者认为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财力羸弱，无法在经济上保证修志工作的需求；二是天长二、三十年代匪患猖獗，执政者疲于应付治安，无法对修志工作投入过多的精力。对比民国时期与天长接壤的江苏各县，政治、经济环境较好，因此六合、仪征、甘泉、高邮、宝应各县都顺利续修了县志。民国时期天长县志的缺失，使我们无法全面了解清末天长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人物、战争等信息，令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