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书冰

1993年4月编篡的《定远县志》第三章“人口”记述：“明洪武年间，本县人口稀少，洪武十四年（1381年），一部分江南移民移入本县。旧县志记载：‘明初以县遭兵乱，民户稍减，乃迁江南常、松、苏、杭、严丝、金华处，八府民居之，名曰填实。故县三十三里，十九里为土民，十四里为迁民。’”按此核算，明初移民占全县总人口比例的42.42％。定远县的这些移民究竟在何时？从哪里迁移过来多少人？又是否如后人所说的，定远人祖先都是从“江西瓦屑坝”移徙过来的？我们还是从历史典籍中来慢慢探寻这些定远历史之谜。

一

清代康熙年间重臣、桐城人张廷玉主编《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二十四日，迁移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的人临濠耕种田地，给钱、粮、牛、种子，免除三年的赋税。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著《国榷》卷四记载：洪武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迁移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的富人四千余户到临濠府耕种田地。《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初，曾经迁移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众中无田的人家四千余户，去往临濠府耕种土地，给牛、种子、车辆、粮食，以资助他们到达那里开展农业生产，三年不征其税。《明史·地理》记载：临濠府：元代设置濠州，属于安丰路。太祖吴王元年（1367年）晋升为临濠府。……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改为中立府，洪武七年（1374年）八月改为凤阳府。统领五个州，十三个县。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编入的人家有七万九千一百七户，人口有四十二万七千三百三人。

依据这些数据可以测算出：当时人口5.397人/户。移徙来临濠府耕种土地的“四千余户”，人口至少在21588人以上。临濠府共有十八个州县，平均可分配移民1200人。这次的移民都是江南人，地点明确，没有江西人来。

按现代历史学家吴晗著《朱元璋传》观点：“（朱元璋）用残酷的手段，消除不肯合作的旧地主，惯用的方法是强迫迁徙，使地主离开原有的土地……釜底抽薪，根本消除了他们在地方的势力。”所言有据，也极是。《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统治之时，曾经命令户部管理的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的富民一万四千三百户，用皇帝召见恩赐的方式，迁移这些人家用，用来充实京城南京的劳动人口，创造财富，称赞他们都是富户人家。明成祖统治之时，再次挑选应天、浙江的富民三千户，充实到北京郊区的宛县和大县做里长，编户加入到北京城进行管理，但仍然要完成本来需要担负的徭役。另外，还有一层特殊的原因，就是朱元璋特别痛恨江南一带的豪族和富户，用繁重的赋税来惩罚他们。《明史·食货志·赋役》记载：明太祖之时，只有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民众被朱元璋痛恨，痛恨的原因是：他认为这些民众一直支持和帮助对敌张士诚固守城池，同明军对抗到底。于是命令把属于当地豪族及富民的田没收做官田，然后再作个人返租种，只是稍稍减一点税额。可是，做司农卿官的杨宪又凭借浙江西部的土地肥沃，增加他们的赋税，每亩田增加到原来的两倍。

所以，这次移民应该如历史学家谈迁记载，主要是富户人家，少数是无田者，否则移民也没有多大作用，更不利于迁出地和国家威慑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三年四月，迁移山后民众三万五千户到内地耕种。据有关历史地理资料记载，“山后”是指山西省东西横亘的山脉——中条山的北面地区，就是当时的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市）所领的州县，共计有28个州县。山西省《洪洞县志》记载：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多次迁移山西民众到滁州、和州、北京、山东、河南、保定等地方耕种土地。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当时是山西地区移民的汇聚之地，远去他乡的移民都记得从“大槐树”那儿走来。然而，此次移民数量按当时人口户均比，计算出大约有188895人，没有移入凤阳府，更没有分配到定远县来的。

谈迁《国榷》卷五记载：洪武六年（1373年）十月初八日，迁移山西地区的弘蔚、丰云、东胜、安定、武朔、天城、白登等处的民众八千二百三十八户，到中立府耕种土地。是因为这些地方的民众，屡次不断地被边境外的少数民族抢劫。当地的官府送给车辆，赐给钱、盐、布、衣服等生产生活物品。我们由“白登”这个地名可知，被迁移的民众大约是从今天山西省大同市周边一带的古地名过来的。按比例测算，移民人数大约有44460人，中立府（后来改为凤阳府）十八个州县平均可分配移民2470人。这次也没有洪洞县大槐树的民众。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初七日，迁移山西地区和河北真定府地区没有家产的人到凤阳耕种土地。《国榷》记载：太祖洪武九年，十一月初七日，迁移山西地区、河北真定府地区民众到凤阳垦荒种田。这里的“凤阳”不是指县，而是指府，洪武七年已经改为“凤阳府”。这两部文献都没有明确记载移民的数量与移出的地点，只记载从山西与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县一带）迁移出的民众。可能是因为数量较少，不足以记载，估计每州县最多可分配移民约200人左右。本次移民有可能有从老地方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那迁移来定远的移民。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夏四月，迁移江南平民到淮河以南地区耕种土地，官府赐给钱，配备农具，免除三年赋税。《明史·食货志》记载：又再次迁移江南平民十四万人到凤阳府耕种土地。谈迁《国榷》卷九记载：洪武二十二年四月，皇帝命令苏州、杭州、湖州、温州、绍兴、松江等地没有土地的人家，迁往淮河以南，以及滁州、和州垦田。官府送给钱，免除三年赋税。这里的“凤阳”当然是说“凤阳府”，因为成化二十三年（1479年）编纂的《中都志》记载，凤阳县人口仅有三万三千零七十六人。移民都是从江南来的，迁出地点很明确，没有江西与山西来的。如果移民都分配到凤阳府，按凤阳府十八个州县计算，平均分配移民到定远县7777人。

明代天顺二年（1458年）至成化二十三年（1479年）柳瑛编纂的《中都志》记录了定远县人口：“定远县，户三千九百二十一，口三万五千一百五十七。”其中就包括洪武年间平均分配来的总移民数1164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13％。

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编《定远县志》卷三“里甲”记载了移民与原住民在全县的分布情况：全县设三十三个里。在城四个坊有四个里：第一坊有一里，第一图，原住民众。第二坊有一里，第二图；第三坊有一里，第三图；第四坊有一里，第四图，都是迁移来的民众。在城外的乡村六个乡有二十九个里：千秋乡有七个里——第一图、第五图、第六图、第七图，都是外地迁移来的民众；第二图、第三图、第四图，原住民众。拾紫乡有三个里——第一图、第二图都是原住民众；第三图是迁移来的民众。东城乡有五个里——第一图、第二图、第四图、第五图，都是原住民众；第三图是迁移来的民众。凤停乡有三个里——第一图、第二图都是原住民众；第三图是迁移来的民众。昌义乡有八个里——第一图、第二图、第三图、第五图、第八图，都是原住民众；第四图、第六图、第七图，都是迁移来的民众。《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诏告天下编纂赋税黄册（黄纸做封面的册页），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每个里人家情况编辑为一个图册，在图册的首页编辑一个总图，这个里总图就算作一图。其实，“图册”编辑的是一个里中110户人家的人丁、土地、赋税等数额的情况，“图”就是编排的一页目录顺序。又如“第一图”是指某乡第一里人家情况的黄页图册，依此类推，定远县在嘉靖三十八年，迁民占42.42％。当时全县总人口有“户4400，口66561”，测算得出迁民有“户1866，口28235”。迁民在经过170年后（最后迁民的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人口增加了6588人，比当初迁移到定远县时的总人数1167人增长了56.56％。

三

《明史·食货志》记载：自从洪武、永乐年间移民以后，全国迁移的人就非常很少了。不仅不移徙了，而且还苛刻控制移民与原住民的流动，不存在民众自我零星迁移的事情。吴晗《朱元璋传》记述：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手令“要人民相互知丁”，就是相互监视的意思。明代《大诰续诰·互知丁业第三》记载：“一、知丁之法：某民丁几，受农业者几，受士业者几，受工业者几，受商业者几。且欲士者志于士，进学之时，师友某氏，习有所在，非社学则入县学，非县必州府之学，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为未成士之师，邻里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几出人可验，无异为也。庶几出入可验，无异为也。二、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三、专工之业，远行则引明所在，用工州里，往必知方。巨细作为，邻里悉知。巨者归迟，细者归疾，出入不难见也。四、商:本有巨微，货有重轻，所趋远近水陆，明于引间。归期艰限，其业邻里务必周知。若或经年无信，二载不归，邻里当觉之询故。本户若或托商在外非为，邻里勿干。”民众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据历史记载，再后来的清朝一代，全国极少再有官府实施民众迁移的政策了，定远县也极少再有官府移民迁入的人了。

综上所述，定远县明初移民主要来自江南的苏州、杭州、湖州、温州、绍兴、松江等地，少部分来自山西与河北的正定一带，占全县总人口比例接近一半，是定远县后来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很遗憾，没有江西“瓦屑坝”移民到定远县的历史记载；也没有明确记载，有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的移民，如果有，也是数量极少。这也是本人一孔之见，敬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