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书冰
1993年4月编篡的《定远县志》第三章“人口”记述:“明洪武年间,本县人口稀少,洪武十四年(1381年),一部分江南移民移入本县。旧县志记载:‘明初以县遭兵乱,民户稍减,乃迁江南常、松、苏、杭、严丝、金华处,八府民居之,名曰填实。故县三十三里,十九里为土民,十四里为迁民。’”按此核算,明初移民占全县总人口比例的42.42%。定远县的这些移民究竟在何时?从哪里迁移过来多少人?又是否如后人所说的,定远人祖先都是从“江西瓦屑坝”移徙过来的?我们还是从历史典籍中来慢慢探寻这些定远历史之谜。
一
清代康熙年间重臣、桐城人张廷玉主编《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二十四日,迁移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的人临濠耕种田地,给钱、粮、牛、种子,免除三年的赋税。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著《国榷》卷四记载:洪武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迁移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的富人四千余户到临濠府耕种田地。《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初,曾经迁移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众中无田的人家四千余户,去往临濠府耕种土地,给牛、种子、车辆、粮食,以资助他们到达那里开展农业生产,三年不征其税。《明史·地理》记载:临濠府:元代设置濠州,属于安丰路。太祖吴王元年(1367年)晋升为临濠府。……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改为中立府,洪武七年(1374年)八月改为凤阳府。统领五个州,十三个县。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编入的人家有七万九千一百七户,人口有四十二万七千三百三人。
依据这些数据可以测算出:当时人口5.397人/户。移徙来临濠府耕种土地的“四千余户”,人口至少在21588人以上。临濠府共有十八个州县,平均可分配移民1200人。这次的移民都是江南人,地点明确,没有江西人来。
按现代历史学家吴晗著《朱元璋传》观点:“(朱元璋)用残酷的手段,消除不肯合作的旧地主,惯用的方法是强迫迁徙,使地主离开原有的土地……釜底抽薪,根本消除了他们在地方的势力。”所言有据,也极是。《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统治之时,曾经命令户部管理的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的富民一万四千三百户,用皇帝召见恩赐的方式,迁移这些人家用,用来充实京城南京的劳动人口,创造财富,称赞他们都是富户人家。明成祖统治之时,再次挑选应天、浙江的富民三千户,充实到北京郊区的宛县和大县做里长,编户加入到北京城进行管理,但仍然要完成本来需要担负的徭役。另外,还有一层特殊的原因,就是朱元璋特别痛恨江南一带的豪族和富户,用繁重的赋税来惩罚他们。《明史·食货志·赋役》记载:明太祖之时,只有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民众被朱元璋痛恨,痛恨的原因是:他认为这些民众一直支持和帮助对敌张士诚固守城池,同明军对抗到底。于是命令把属于当地豪族及富民的田没收做官田,然后再作个人返租种,只是稍稍减一点税额。可是,做司农卿官的杨宪又凭借浙江西部的土地肥沃,增加他们的赋税,每亩田增加到原来的两倍。
所以,这次移民应该如历史学家谈迁记载,主要是富户人家,少数是无田者,否则移民也没有多大作用,更不利于迁出地和国家威慑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三年四月,迁移山后民众三万五千户到内地耕种。据有关历史地理资料记载,“山后”是指山西省东西横亘的山脉——中条山的北面地区,就是当时的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市)所领的州县,共计有28个州县。山西省《洪洞县志》记载: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多次迁移山西民众到滁州、和州、北京、山东、河南、保定等地方耕种土地。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当时是山西地区移民的汇聚之地,远去他乡的移民都记得从“大槐树”那儿走来。然而,此次移民数量按当时人口户均比,计算出大约有188895人,没有移入凤阳府,更没有分配到定远县来的。
谈迁《国榷》卷五记载:洪武六年(1373年)十月初八日,迁移山西地区的弘蔚、丰云、东胜、安定、武朔、天城、白登等处的民众八千二百三十八户,到中立府耕种土地。是因为这些地方的民众,屡次不断地被边境外的少数民族抢劫。当地的官府送给车辆,赐给钱、盐、布、衣服等生产生活物品。我们由“白登”这个地名可知,被迁移的民众大约是从今天山西省大同市周边一带的古地名过来的。按比例测算,移民人数大约有44460人,中立府(后来改为凤阳府)十八个州县平均可分配移民2470人。这次也没有洪洞县大槐树的民众。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初七日,迁移山西地区和河北真定府地区没有家产的人到凤阳耕种土地。《国榷》记载:太祖洪武九年,十一月初七日,迁移山西地区、河北真定府地区民众到凤阳垦荒种田。这里的“凤阳”不是指县,而是指府,洪武七年已经改为“凤阳府”。这两部文献都没有明确记载移民的数量与移出的地点,只记载从山西与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县一带)迁移出的民众。可能是因为数量较少,不足以记载,估计每州县最多可分配移民约200人左右。本次移民有可能有从老地方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那迁移来定远的移民。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夏四月,迁移江南平民到淮河以南地区耕种土地,官府赐给钱,配备农具,免除三年赋税。《明史·食货志》记载:又再次迁移江南平民十四万人到凤阳府耕种土地。谈迁《国榷》卷九记载:洪武二十二年四月,皇帝命令苏州、杭州、湖州、温州、绍兴、松江等地没有土地的人家,迁往淮河以南,以及滁州、和州垦田。官府送给钱,免除三年赋税。这里的“凤阳”当然是说“凤阳府”,因为成化二十三年(1479年)编纂的《中都志》记载,凤阳县人口仅有三万三千零七十六人。移民都是从江南来的,迁出地点很明确,没有江西与山西来的。如果移民都分配到凤阳府,按凤阳府十八个州县计算,平均分配移民到定远县7777人。
明代天顺二年(1458年)至成化二十三年(1479年)柳瑛编纂的《中都志》记录了定远县人口:“定远县,户三千九百二十一,口三万五千一百五十七。”其中就包括洪武年间平均分配来的总移民数1164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13%。
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编《定远县志》卷三“里甲”记载了移民与原住民在全县的分布情况:全县设三十三个里。在城四个坊有四个里:第一坊有一里,第一图,原住民众。第二坊有一里,第二图;第三坊有一里,第三图;第四坊有一里,第四图,都是迁移来的民众。在城外的乡村六个乡有二十九个里:千秋乡有七个里——第一图、第五图、第六图、第七图,都是外地迁移来的民众;第二图、第三图、第四图,原住民众。拾紫乡有三个里——第一图、第二图都是原住民众;第三图是迁移来的民众。东城乡有五个里——第一图、第二图、第四图、第五图,都是原住民众;第三图是迁移来的民众。凤停乡有三个里——第一图、第二图都是原住民众;第三图是迁移来的民众。昌义乡有八个里——第一图、第二图、第三图、第五图、第八图,都是原住民众;第四图、第六图、第七图,都是迁移来的民众。《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诏告天下编纂赋税黄册(黄纸做封面的册页),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每个里人家情况编辑为一个图册,在图册的首页编辑一个总图,这个里总图就算作一图。其实,“图册”编辑的是一个里中110户人家的人丁、土地、赋税等数额的情况,“图”就是编排的一页目录顺序。又如“第一图”是指某乡第一里人家情况的黄页图册,依此类推,定远县在嘉靖三十八年,迁民占42.42%。当时全县总人口有“户4400,口66561”,测算得出迁民有“户1866,口28235”。迁民在经过170年后(最后迁民的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人口增加了6588人,比当初迁移到定远县时的总人数1167人增长了56.56%。
三
《明史·食货志》记载:自从洪武、永乐年间移民以后,全国迁移的人就非常很少了。不仅不移徙了,而且还苛刻控制移民与原住民的流动,不存在民众自我零星迁移的事情。吴晗《朱元璋传》记述: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手令“要人民相互知丁”,就是相互监视的意思。明代《大诰续诰·互知丁业第三》记载:“一、知丁之法:某民丁几,受农业者几,受士业者几,受工业者几,受商业者几。且欲士者志于士,进学之时,师友某氏,习有所在,非社学则入县学,非县必州府之学,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为未成士之师,邻里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几出人可验,无异为也。庶几出入可验,无异为也。二、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三、专工之业,远行则引明所在,用工州里,往必知方。巨细作为,邻里悉知。巨者归迟,细者归疾,出入不难见也。四、商:本有巨微,货有重轻,所趋远近水陆,明于引间。归期艰限,其业邻里务必周知。若或经年无信,二载不归,邻里当觉之询故。本户若或托商在外非为,邻里勿干。”民众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据历史记载,再后来的清朝一代,全国极少再有官府实施民众迁移的政策了,定远县也极少再有官府移民迁入的人了。
综上所述,定远县明初移民主要来自江南的苏州、杭州、湖州、温州、绍兴、松江等地,少部分来自山西与河北的正定一带,占全县总人口比例接近一半,是定远县后来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很遗憾,没有江西“瓦屑坝”移民到定远县的历史记载;也没有明确记载,有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的移民,如果有,也是数量极少。这也是本人一孔之见,敬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