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跃泉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七绝《乌衣巷》脍炙人口，乌衣巷之名历千年而不衰。世人大多知道南京秦淮河畔有一个乌衣巷，却不知与南京不足百里的滁州和与南京近在咫尺的江宁也各有一个乌衣巷，三地各有一个乌衣巷，难道仅仅是地名的巧合吗？怀着对历史的困惑，尝试着穿越时空的隧道，走近1700多年前的那一段历史的尘埃。
遥想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得西晋王朝岌岌可危，15岁嗣琅琊王位的司马睿依附于东海王司马越，留守下邳。汉主刘渊举兵后，匈奴也在大举入侵，中原局势恶化，北方领土大多沦于匈奴铁蹄之下，司马睿用王旷（王羲之之父）之议、王导之谋，请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朝廷遂于永嘉六年（307年）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是年九月，司马睿率领手下谋臣将士以及他们的家族被迫匆匆南下，都督其所谓“扬州诸军事”（当时的扬州军事所辖名义上是江淮之间和江南大部分领地）。北方兵荒马乱，南来匆匆，虽不似丧家之犬，充其量也就象一个流亡政府，因为江南土著士族的抵触，暂时不便过江，北兵南来，大多不识水性，依山据险，选择把滁州西南的摩陀岭作为屯兵之地和战略防御的前沿阵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摩陀岭后来因此更名为琅琊山。
随司马睿南来最大的琅琊望族当属以王导为代表的王氏家族，这一家族人丁兴旺，王导便暂时择地安顿自己的家族，当时所择之地即为今日滁州之乌衣镇，此前的乌衣充其量只是傍着清流河边的一个小渔村，旧名早已无考。
作为司马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王导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小渔村来安顿自己的家族呢？
乌衣老街西街紧靠西山，地势略高，“乌衣来龙，发自椒陵，从度酉辛盘结，至此驾水成势。西方落脉，土星之下，宜起高阁，是为兑金，取土生金也。左右居宅，位属坤艮，二土皆生金”（引自罗畅《乌衣浮桥街道文楼碑文》）。
历史记载，王导笃信风水之说，从相信土能生金、水主兴旺的风水角度来看，选择这个小渔村侨置家族首先应当是王导的主意。其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基于战略上的考虑，因为这个小渔村位居于滁州和建邺之间相对居中的位置，从战争时代的安全考虑，进退之间便于回旋。
因为寄居在小渔村的王氏族人多身着黑衣，黑色亦被称为乌色，时人便称王氏家族所居之地为乌衣巷。东晋王朝建立以后，乌衣借着曾经侨置开国望族的荣耀逐渐兴旺起来。南宋年间，乌衣即有“滁阳首镇”之称，清光绪年间《滁州志》记载，旧有“古乌衣巷”木坊立于老街，应当都是追述其悠久的历史和曾经的辉煌吧。
撇开王氏家族侨居乌衣不说，再来看当时的局势演变，司马睿驻跸摩陀岭，远避索奴（匈奴），在王导、王敦辅助下，招兵买马，经过近十年的苦心经营，才真正在江淮之间站稳了脚跟。
建兴四年（316年），西晋灭亡。司马睿与五个同姓司马的王侯率部渡江，于次年三月即晋王位，始建国，改元建武。于318年即皇帝位，改元太兴，据有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史称东晋，演绎了一出“五马渡江，一马成龙”的历史传奇。
司马睿先王后帝，在建邺城中两番大封功臣，作为备受倚靠的开国元勋一文一武的王导和王敦自然首受其封，琅琊王氏也因此成为东晋第一大豪门。秦淮河畔赏地建宅，显赫一时，所居之地沿用了在滁州所用地名乌衣巷，王氏家族会同后来同样声名显赫，也住在这一带的谢安家族被后人统称为“乌衣望族”。后来在近郊的江宁又建了一个宗祠，所在之地亦称为乌衣巷。细究三地乌衣巷，滁之乌衣巷乃王导佐琅琊王司马睿南进江左，以图霸业家族回翔之地也。今南京所遗“王谢故居”乌衣巷，乃王、谢世家，望衡对宇府第也。而江宁乌衣巷，实为王导率子侄遥向北郡琅琊（临沂故地），祀瞻祖魂之地也。三地乌衣巷实乃同宗同源，而滁州之乌衣巷实为乌衣巷地名之源头。三地乌衣，今均留有王氏家族后裔和古迹，号为“江左乌衣王氏”。
说起滁州乌衣巷，自公元307年王氏家族来此侨居近十年，不能不提及一代书圣王羲之。王羲之诞生于公元303年，作为王导的堂侄，其父王旷曾任淮南太守、丹阳太守，并倡司马睿渡江以图霸业，可惜的是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王旷领兵救壶关，全军大败后下落不明，留下妻儿在王导、王廙等伯伯、叔叔们的拉扯下艰难度日。而书法艺术系琅琊王氏家传之艺，王旷亦善书，羲之幼承父教，父亲失踪时，羲之年仅6周岁，又随叔父王廙学书，不上三四年，字已颇为可观。伯父王导见后甚为赞许，并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钟繇《宣示帖》送给王羲之，羲之视若珍宝，苦加习临，后又随卫夫人学书，乃至遍临天下名帖名碑，终成一代书圣。
追述上一段历史，笔者有这样一个大胆的臆测，在王氏家族侨居滁州乌衣近十年的历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作为一个乳儿，靠叔伯接济母子生活的王羲之，若干年内应当是随着家族寓居于滁州乌衣巷的，换言之，王羲之的少年学书时代极有可能就是在当时滁州的乌衣巷度过的，这其中也不排除深受王导喜爱，随之往返摩陀岭（琅琊山）和乌衣巷之间。这样一来，隐隐于笔者心中若干年来关于琅琊山的一个景点的建筑之谜仿佛也迎刃而解。笔者曾孜孜于醉翁亭景区内曲水流觞的建筑缘由，醉翁亭因文成名，景区内为何不缘东晋时代以文称著的陶渊明，或者其他时代工于文章的大家文意来构筑，而独仿书圣兰亭之意趣而建。由皆春亭而来的九曲流觞和意在亭，改建于公元1603年，而这一年恰巧是王羲之诞辰1300周年，今日看来，可能就不仅仅是同为诗酒风流的巧合了，或许正是为了在书圣少年流连之地记叙其壮年逸事以示纪念。虽然没有400年前的那一段建筑背景史料可循，笔者也仍然希望不是自己的一孔臆见。
南唐时，由于江北尚有十四州需要军事占领与行政管辖，于是在滁州城西开凿清流关以御北师，从都城金陵至寿州一路设烽火驿站，五里一个烟火墩，墩与墩之间以狼烟为号，一有敌情便在墩上燃放狼烟，以此传递军情。乌衣老街和清流关一样，成了这条烽火驿路上的重要节点。
和平年代，宋、元、明、清各朝代便在这条烽火驿路的基础上建立递铺，供官方文件与朝廷官员往来休息住宿。特别是明代，朱棣迁都北京，仍将一江之隔的南京作为留都，两京之间的官方往来密切频繁，使乌衣有了更大的发展。明代在滁州设立马政太仆寺，南京往返滁州又日益频繁，这些清闲的太仆寺官员或乘舟或骑马，乌衣地处清流河岸边，随着水路运输的日益发展，这里逐渐成为陆路与水运转换的中继站，乌衣便是最好的水陆码头，水路、旱路都可以经此地往返南京。有路有交通就有商业，此时的乌衣早已经不再是“街巷”，而是周边较大的一处集市街镇，商业贸易一度繁荣。
到了清代，承袭明代二百多年的和平发展，乌衣街集市贸易的规模更大，功能更全，特别是水上运输的发展，当地的稻谷、大豆、油菜籽、竹木制品，都可以通过清流河的水路运输到达长江。清代后期津浦铁路通车，乌衣又设立乌衣火车站，乌衣街的商业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日夜不停的独轮车载着农产品从四面八方推来乌衣集市，又载着日用品从乌衣街推向八方农村。乌衣街成为滁河以北沿岸商业贸易和人口数量最大最多的街镇。
提到乌衣还免不了提到古渡浮桥，还应该提到一个历史人物曹寅，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清康熙年间，乌衣人朱朴仙在一河之隔的小街开化观开设私塾课堂，某一日授课时，吟诵声抑扬顿挫，吸引了正好泊舟河边的江南司农曹寅，上岸求见，相谈甚欢，结为知己，还把朱朴仙请到家中担任西宾（也就是家塾教师或幕友一类），后来朱朴仙返回了故乡。有一次春天涨水，往返两岸的渡船翻了，船上的人溺水而亡的一幕正好被朱先生看到了，先生起了善念，想在清流河上修浮桥，方便两岸百姓往来，但修浮桥需要很多银子，于是朴仙先生再次乘船去了金陵，求助于曹寅及一干僚友，得到了大力支持，从此乌衣开始建起了第一座浮桥。
时移世易，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乌衣老街，坐落在清流河河岸上，与津浦铁路、清流河成“川”字形排列。老街过清流河为乌衣小街，小街与老街并存，与来安县三城乡毗邻。远远望去，多为徽派青砖小瓦建筑，绿瓦青檐，翘角飞脊，向世人展示着岁月的沧桑。
长约3华里，宽约2.5米的老街呈鱼骨状，中间一条主要街道为石板铺就的人行通道，左右为商业店铺，自东北向西南，左右街道还有十五条街巷与之相连，主街左右街巷各作不对称排列。其中沿河一侧与主街有八条街巷相连，沿河自西北向东南分别为：西大路巷、西河沿巷、油坊巷、河沿巷、大桥口、小桥口、范家巷、澡堂巷。津浦铁路一侧则有七条街巷与主街道相连，自西北向东南分别为：柴行巷、油坊巷、交通巷、猪市巷、文化巷、范巷、湖塘巷。老街靠津浦铁路一侧还有一条与老街相同走向的后街，由于其靠近津浦铁路与街后的一片湖塘，因此，又称“湖塘路”。
老街沿河建造，主要就是利用清流河水运的便捷交通。乌衣老街的水上交通，是中街上的大桥口和小桥口，两个桥口就是货品装卸的船码头。通过水上交通，沿清流河逆水而上可以到达滁州；沿清流河顺水而下可以经汊河集、六合县、瓜埠进入长江。老街靠清流河一侧，不少沿街店铺都是前店后坊的建筑形式，街面开店买卖商品，街后则将销售的商品通过清流河水运至后坊，然后，将进出商品通过后坊转运各地。
老街除辟有供人们赶集买卖的猪市、柴草市以外，还有酒店、旅馆、工艺刻字店、五金商店、照相馆、酱盐店、食品店、日用杂货店、理发店、澡堂、医院、学校、牙科诊所、布店、银行、肉食品、水产商店等等民生需求所必须的一应商贸店铺。
缓步昔日古渡口的遗址，观阶睹水，曾经的滁阳首镇，有着全滁州最古老、最完整的微派建筑群，如今老街大部分被拆了，鱼骨状的肌理在新一轮发展浪潮中不复存在，规划中的重建也迟迟不见动静。
恍若隔世中，不禁哑然自问，这还是我曾经熟悉的那个繁荣的古镇乌衣吗……
滁阳
忆往
CHUYANG YI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