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远星
《章益先生肖像》 刘曼殊/绘
郑远星《复旦校长章益》一书近期将由黄山书社出版。
“五四”小将 结缘复旦
章益,1901年5月6日出生,字友三。“友三”出自《论语·季氏篇》:“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童年时,章益和哥哥章谦曾先后在家塾和公立小学学习。在家塾开蒙阶段,使用《龙文鞭影》和《幼学琼林》等传统蒙学读物,他和哥哥在学业上力争上游。
章益读公立小学时,教他算术的老师有口吃的毛病,好奇的章益感到有趣,模仿这位老师。哪知没多久他也口吃了,说话结结巴巴,口齿不清,受到了小同学们的嘲笑。痛苦的章益暗下决心,想方设法纠正口吃。最后呢,他在一篇科学小品文上看到了治疗口吃的方法,便按照方法去做,忍住一周不说话,然后少说话,慢慢说,经过半年左右,他把口吃的毛病基本改掉了。
16岁时,章益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章益在学校饭厅里慷慨激昂地向同学们发表演讲,被学校开除学籍。受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赏识,考进复旦大学学习。(不是台湾那个李登辉。他是复旦任期最长的校长,他的26位弟子后来当了各大学校长,包括章益、竺可桢等)。
章益1922年6月毕业于复旦文科,成绩列文科毕业生第二名,获金质奖章,留校在复旦附中干了两年教员。
1924年,章益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教育学院学习。在《章益自传》中可以看到,他的留学经费较少,原本准备利用假期做临时工来维持生活,后因章益学习成绩优异,院长和教授对他都很器重,给了他一份研究生奖学金,同时他又凭成绩获得清华大学的半官费,因此留学费用问题完全解决了。他在留学期间心系故国,曾走向美国街头,向美国民众报告中国“五卅”惨案情况;在中国俱乐部招待宴上,驳斥华大历史系东方史专家高文吹捧日本帝国主义的言论。1926年他在华盛顿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并取得华盛顿大学博士考试及格资格。
1927年他因家人多次电报和李登辉校长召唤回国。
教而入仕 辗转西迁
章益的从政之路始终跟教育及复旦大学有关。1927年他回国后先后担任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和校教务长。
1929年1月,章益因父亲生病,请假回安徽,先后担任安徽省教育厅秘书及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9月复旦大学改制,应校长李登辉邀请,章益重回复旦担任教育系主任。
1930年至1937年,是章益治学的一个黄金时期。他先后发表了《教育与国家》《教育与社会》《教育与文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等一批论文。此外,他先后参与筹备中华心理学会、上海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等。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章益在《复旦教育学期刊》发表了《横直行排列及新内标点对阅读效率之影响》。他在留美期间就进行这项研究了,得出统一采取横行排印并加注标点更有利于阅读的结论。
“七七事变”后,上海市教育界人士成立上海教育界战时服务团,章益担任常务干事,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1937年秋季,国民党教育部指示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组成临时联合大学,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先迁江西庐山,再迁重庆。第二部以大夏大学为主体迁往贵阳,章益担任教务长。章益组织师生员工,携带教学资料与仪器等,历尽千辛万苦抵达贵阳。
1938年2月25日,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联大解体。此时,复旦经费陷入窘迫中。在复旦副校长吴南轩的策划下,章益到民国教育部当了总司务长。1941年5月,被调任中等教育司司长。任职期间,他为复旦争取教育部津贴补助和改为国立,为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内迁作出了贡献。为了防止日寇抢掠四库全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紧急电告教育部,总务司长章益十分重视,与竺可桢协调,为《四库全书》提供了经费、藏书地点、交通工具等各方面的保障。
执掌复旦 延聘名师
1943年,章益出任国立复旦大学第二任校长,他积极争取增额经费、兴建校舍、延聘名师,与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等机构开展密切合作,出版《复旦学报》,极大地提升了复旦的学术水平。
章益对师生结社比较宽容,学生社团活动活跃,出版壁报众多,客观上促进了进步思想的传播。当时的新闻系主任是陈望道。陈望道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翻译者。陈望道担任系主任的新闻系在复旦民主力量中最活跃。
1943年,章益还热情接待了李约瑟等外国学者的来访。李约瑟是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李约瑟在复旦大学做了《同盟国作战努力中之科学动态》的演讲。李约瑟考察复旦后,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撰文,对复旦的学术水平作出了高度评价。
章益担任复旦校长后,聘请了一批名教授来复旦任教,有周谷城、童第周、顾颉刚、陈传璋、老舍、方豪、方令孺、梅汝璈等。周谷城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梅汝璈曾任复旦大学法学教授,1946年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童第周是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
方令孺是安徽桐城人,散文作家、“新月派”女诗人,和章益是华盛顿大学校友。1936年4月4日和5日,方令孺和徐悲鸿等5人游滁州琅琊山,写下散文名篇《琅琊山游记》。
江湾复校 护校拒迁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原计划将复旦迁往连云港或徐州,更名为海州大学。章益据理力争、费尽周折将内迁的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沪、渝两校合并后,注册学生达3692人,江湾校舍局促,章益向当局申请,接收了江湾校外百余幢日军营房以及伪上海大学的农场。但教室不够用,没有集中考试场地。章益呕心沥血,想方设法,费尽口舌,筹款建起了“登辉堂”。
那段时间,章益校长又聘请了金通尹、漆琪生、周予同、严志弦等一批名师。他精心管理学校,致力于系科建设。1946年秋,复旦大学已迅速发展成为一所具有较完整的学科系统的综合性大学,包括文、理、法、商、农等五个学院共3个系、科(组)和经济学研究所等5个所(室),成为中国南方的学术重镇。
章益担任校长期间,正值抗战中后期和国共内战时期,“学运”频发,遭到军警镇压。仅在1947-1949年间,复旦进步师生就曾受到国民党军警的3次大逮捕。章益校长多次冒险保护和营救了许多进步师生。他处境尴尬,“动辄得咎”,几次辞职未获批准。
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要求复旦大学先迁华南,再赴台湾。中共地下党代表李正文,通过复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方令孺等民主教授和进步学生,对章益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张志让是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张太雷的堂弟。张志让和章益关系很好。
国民政府两任教育部长朱家骅、杭立武,甚至老领导陈立夫先后数次密令章益迁校赴台,均遭到章益的拒绝。他决定把复旦大学留在上海,并组织“护校委员会”,保护学校。
章益还主动联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王之卓、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上海医学院校长朱恒壁、大夏校长欧元怀,五位校长秘密商定:决不迁校,不去台湾,迎接解放。章益先生不仅自己留在大陆,而且完整地把复旦大学交给了新中国,功不可没。
转任齐鲁 重游复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委任章益为复旦校务委员,任外文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章益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前身),任教育系心理学教授。
章益在山师工作长达35年,系统发展了该校的教育学、心理学学科,培养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和学者,为山东教育科学和心理学科的发展,为我国心理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章益1951年参加民革,1954年当选为民革山东省委常委。政协山东省一、四、五届委员。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纠正,1979年得到平反。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和山东省分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2月当选为民革中央第六届委员会顾问。
章益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也是一位翻译家。20世纪60年代,他承担了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上、中、下三篇的翻译,列入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施咸荣编辑评价说:“章益先生的译文准确流畅,翻译质量高,也有其艺术特色”。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了司各特的著名小说《艾凡赫》(合译)、《中洛辛郡的心脏》和亨特的心理学名著《人心中的宇宙》。
章益晚年还坚持带研究生,诲人不倦,精心授业。
1985年,时值复旦大学八十周年校庆前夕,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邀请章益回母校看看。时隔33年后,章益以老校长、老校友的多重身份,第一次重游阔别多年的复旦园。
心情激动的章益,挥笔为复旦校报题诗:
黉宇闳开处,菁莪气象深。
弦歌常注耳,俊秀目盈庭。
先正仪型在,时贤建树新。
重登此胜境,欢慰满胸襟。
1986年7月16日,章益先生逝世,享年86岁。章益先生毕身从事教育,学术成绩斐然,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章益先生为人高节,不谄上,不骄下,严于律己,和善待人,自奉清廉,两袖清风,体现了高尚的道德风范。他的道德文章和精神情怀影响深远,值得人们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