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学文：津浦线上的铁道游击队员

卢学文，男，凤阳县人，1928年4月出生。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9年参加解放战争。1952年在部队学校毕业后，回到滁州工作，先后在天长、来安等地工作，后离职休养。

我是安徽凤阳人，1928年4月出生，1944年参加新四军，当时正是打鬼子比较激烈的时候，我们是拎着脑袋和日军拼命，我腿上、腰上都负过伤,幸运的是我的伤都不是致命伤。

打日军地堡 扒日军铁路

当时我们主要活动范围在津浦路一线，就是在蚌埠到南京这一段。津浦线的铁路是日军运输兵力和军用物资的主要交通要道。为了防止我们破坏他们的运输线路，日军配备了巡逻车、探照灯等，不断加强防范，每隔个把小时就有巡逻车沿线巡逻，并且每隔三五公里就修有一个地堡。地堡的形状是圆形，不大，是用水泥浇筑的，里面一般有两个日本兵，四周有瞭望孔和枪眼，每天换岗。我们经常去打他们的地堡，一般是偷偷摸摸到他们的地堡旁，把绑在一起的手榴弹扔进去，炸了他们的地堡。

我们几次得手后，日军就经常出来“围剿”报复我们，我们只有白天躲到山上睡觉，饿了就吃一些苞米、南瓜等。也有老百姓偷偷送饭给我们吃，每人能吃到一小点。到了晚上就继续去破坏日军的铁路、通信线，打他们的地堡，不断骚扰他们。有时夜里去破坏敌人铁路时，碰到敌人巡逻车，我们只能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为了防止被日军发现，有的战士在制止自己的咳嗽时，用衣服堵住自己的嘴巴。但即使这样，有时还会发出吭吭的声音，最后只有用土塞满自己的嘴巴来阻止咳嗽。

日军在津浦路沿线修建地堡，巡逻放哨，一是为了保卫他们的运输线和通信设施，二是为了阻止我们路东路西新四军的联络交流。我们地方部队则不断给日军制造麻烦，打他们的地堡，破坏他们的铁路和通信，同时还保卫一些新四军领导安全通过津浦铁路，到路东或者路西交流工作。这些领导一般是从管店或张八岭通过铁路，因为这一段是山区丘陵，不易被敌人发现，便于秘密通过。

传奇队长路士敏

我当时入伍的部队是津浦路西凤三区支队，后来把我调到中队部，中队长是孙传家。再后来凤三区合并，路士敏当区中队长，我给路士敏队长当通讯员。路士敏打猎出生，枪法精准，又高又胖，作战勇敢。1945年新四军二师英模大会，罗炳辉曾亲自给他挂大红花，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他曾经带我和一个排长，3个人就打了日军的地堡：那是在1945年5、6月份，记得是小麦快黄的时候。我们偷偷靠近日军地堡，找准机会，路士敏一枪就打倒了在地堡外的日本兵，里头的日本兵出来还击，也被他一枪打倒。一般地堡只有两个日军，一个在地堡外站岗，一个在地堡内警戒，和其他日军轮流换班。这两个日军被打倒后，我和排长就上去抢了他们的枪；还有一次在凤阳管沟，一天早上，他穿着日军的衣服，冒充日军队长带着几个人，骑马到伪军地界。伪军早操刚做完，正在洗脸刷牙，枪都靠拢在一起。一个伪军排长看到“日军队长”过来了，赶紧点头哈腰地过来敬礼，没想到他上去就给那个伪军排长两个耳光，伪军排长还没反应过来，路士敏就叫随身带的几个人把伪军的枪全缴了，并威逼几个伪军把枪给背到我们这边来。但最后在打赵家圩子的时候，他和敌人决战时，不幸壮烈牺牲。

回忆刘健挺政委

罗炳辉、张劲夫、王善甫等我都见过，还有刘健挺。解放战争时期，刘健挺任中原军区第1纵队2旅政治委员。1947年在金寨被打散后，他辗转到凤阳临淮关，听一些工人说凤阳山有游击队，他便一个人到凤阳山找到了孙传家。他和我在一起生活了好长时间，我们关系也非常好，后来他到安徽省军区当副政委。

后来我继续参加解放战争，1952年在部队学校毕业后，回到滁州，先后在天长、来安等地工作，后离职休养。

（采访:刘江淮 张凤鸣 蔡文林 钱 宝 整理：钱 宝）

里宁:我参加大众剧团的往事

里宁，女，1923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盱眙县，1941年3月至1942年8月在津浦路东艺专当学员；1942年9月至1946年6月任盱眙县高桥乡民运工作人员、盱眙古城区妇工组长、区委委员等职；1946年7月至1948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后方医院支书；1948年3月至1951年10月任盱眙工委干事、盱眙县土改队指导员、复查组长；1951年至1966年先后任滁县地区合作社训练班指导员、淮委人事处科长、肥西农学院副院长、巢县农工部副部长、工交政治部主任等职；1976年5月至1982年11月任天长县计委副主任兼劳动局局长、滁县地区区直党委副书记、地区妇联主任、党组书记，1982年12月离休。

因痛恨日军而参加革命工作

我原名叫李先芝，出生于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街上。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我改名“里宁”。当时马坝街上有四大家族，分别是张姓家族、李姓家族、肖姓家族、骆姓家族，我家就是其中的一个。

共产党在我们那里活动较早，我身边不少人就是共产党员。经常给我理发的一个纪姓理发匠和我堂哥家的一个陈姓帮工就是，他们经常动员大家参加革命。我参加革命工作，一是受他们的影响，二是因为痛恨日军。当时我们那地方发生瘟疫，一种是“二号病”，人发病时上吐下泻，时间一长，手脚都僵硬，老百姓称这种病叫“痹鲁伤”（音）。一种是伤寒，当时叫“大家病”，就是一人生病，全家都会被传染。据说这两种病都是日军搞的细菌战，害死了不少人。所以我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

在大众剧团宣传抗日

我哥叫李荣先，他1940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我和我侄女李智于1941年到路东的艺术专门学校受训，学校设在当时的盱眙县邬家营（现属天长市），离大通镇20多里路。路东的艺术专门学校第一期开班时叫宣教团，我们是第二期，人数较多。受训3个月后，学校把学员按年龄大小分别分到了大众剧团和少工团。年龄大点的到大众剧团，我和我侄女分到了大众剧团。当时大众剧团主要任务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等，团长叫张泽易。他曾经动员我入党，而我受到父亲影响，对参加党派还有一定的戒心：一是因为当时年龄小,对共产党的发展看的不是很清楚，到底会怎样，还不是太清晰；二是父亲54岁的时候才有了我，我在刚参加革命工作时，父亲对我说“参加工作可以，但不要加入任何党派。”他说他年龄大了，不能保护我们，不希望我离他远，他怕我参加党派后，会离家远去。其实我通过跟共产党接触和亲眼所见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当时在心里还是很认可共产党的。

我侄女文化高，曾经参加过盱眙县国民党的宣教团，所以她在我们团当主要演员。我在剧团主要是搞宣传和服务工作，当群众演员、搞服装道具等。当时物资缺少，有时演大型剧，需要西装、旗袍、外套、围巾等，都是我去借，然后自己再背回来。因为我在大通镇等地认识不少比较富裕的亲戚，只有我能借到。我们还经常到日战区附近演出，宣传抗日。演出的剧目有大型剧和小型剧，如《“九一八”松花江》《放下你的鞭子》等。我们演出的地点有时离敌人不是太远，因为敌人的探照灯我们都能看到，我们唱歌的声音他们也应该能听到。但敌人晚上不敢轻易出来，所以我们大多数是晚上演出，演出后立即撤回，即使下雨也要回到宿营地,防止敌人偷袭。

当时剧团人多时，大约有二百多人。后来鬼子“扫荡”比较厉害，大众剧团受到影响，精简人员，我侄女被留下，我被精简下来，当时心里很难受。

地方工作时火线入党

精简后，我被调到盱眙县马湖店妇工组动员妇女参加革命抗日，后又调到高桥乡（离马坝15里）组织民兵送公粮。当时保晴在那儿当乡长，他后来是我的丈夫。我和保晴在大众剧团就认识了，那时他在剧团当总务科长，他说话做事很有耐心。组织把我调到新四军解放区雨山乡，搞科学种田。我还曾到莲塘乡试验田参观过，那是饶漱石的爱人在搞试点，她会外语，她把我们大互助的情况翻译出来送到苏联去，她还是第三国际青年代表。

几个月之后,我又被调到枣元乡搞贫下中农互助合作，当时贫农基本没有劳动工具，中农劳动工具多一些，牛、梨耙都有。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中农带动贫农，把贫农带富起来。固定公粮试点是方毅提出的，我被派到乐山乡去做这个试点。

我正式入党的时间是1943年，记得是3个月火线入党。

北撤山东

1945年，日军投降前夕，我被抽调回县妇工组，动员群众参军。我、陈亮、董玉等人一组,负责一个叫杨庄村的，挨家挨户动员青年参军，主要发展贫下中农。后来县委书记朱云谦又带着他爱人和我、汪洋等几人到涧溪乡搞乡选试点工作。1946年5、6月份开始搞土改，可土改刚开始，内战打起来了。

当时北撤是比较匆忙的。有一天我们正在搞土改算账分田的时候，有基干民兵过来说，国民党打到附近了，来安县骆腾云互助组的人都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就连忙把田契、账目等包扎在一起，并急忙往住地赶。途中，碰到城区区委书记谈信成带着一些人，然后和他们一道去县委、县政府。到了县委、县政府一看，没有人，人都已经撤离了，地上还有汽油灯烧文件的痕迹。后来经我们打听，才知道同志们都已经过河了。我们就搞了几条小船，晚上趁黑过河。可我们都不会划船，船在水中不断打转，划到天亮了，我们还在河边不远处。这时敌人的飞机飞来，我们就赶快下水，扶着船帮不敢露头。后来我们研究决定，先用一条渡船渡过去几个人，然后找一艘大船再把我们渡过去。我们过河以后，看到了北撤部队好多人。

当时淮南干部损失是很大的，我的丈夫保晴留在了地方打游击，没有跟随北撤。我们北撤到山东后，不久南下时我又回来，当时一起回来的有李世农爱人江音、王守基爱人等。

（采访:刘江淮 张凤鸣 蔡文林 钱 宝 整理：钱 宝）

陈寿林：我的军旅生涯

陈寿林，男，江苏盐城人，1927年出生，历任新四军一师一团三营战士，新四军苏中特务团二营六连副班长，六纵十八师骑兵排班长，华东先遣第七支队警卫班班长，三野特科学校学员，华东炮三师十一团九连排长，华东新十二团参谋处军务参谋，华东新三十九团参谋处作战通讯参谋，华东炮兵司令部行政科参谋，华东速中学校学员。转业后任滁县专区花纱布公司科长，蚌埠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滁县地区财政局财政驻厂员，地区汽车大修厂副主任，地区水利工程支队党总副书记，地区物资局社改企业供销公司经理等职。

参军

我1927年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的一个城市贫农家庭，家中兄弟5人，家境较为贫穷。1943年,我高小毕业后不久，就在靖江县参加新四军，分配到新四军一师一团六连当战士，团长廖政国。当时像我这样十五六岁参加新四军的人很多。入伍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枪，但每人都配备有一把大刀。直到解放战争苏中七战七捷时，我才从敌人那儿缴获了一把枪。

参加抗日战争

抗战期间，我们部队主要活动在苏北一带，苏北的几个县城我们都打过。当时形势十分严峻，每天晚上我们宿营时，为防止被敌人包围偷袭，我们要不停地变换宿营地，三四个小时就要转移一次，很难睡上一个整夜觉。

我亲自参加了好几次打日军的战斗，前因后果都想不起来了。记得第一次和日军作战是在靖江县孤山镇小刘庄，当时敌人也就只有十几人，但他们武器精良、战术配合也好，我们打不过他们，只有撤退。我当时没有枪，只能跟着跑，一夜游了3道河，才逃出敌人的追捕，幸好我从小会游泳才有幸活了下来。有两个战友因为不会游泳，被日军追上杀害。我们指导员的手腕也在那次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穿。第二次和日军作战是在淮安的车桥和高邮的三垛，车桥战斗比较复杂，日本的七个部队去增援，但都被我军击退。

1945年，和日军最后一场战斗发生在高邮，我也参加了。当时蒋介石下令，日军只能向国民党投降，不准共产党受降。日军一个总部就设在高邮，大约有日军1100多人，他们不肯向我们投降，我们就打他们。高邮战斗打得也比较激烈，最终日军被打败，向新四军投降。

参加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在苏中七战七捷战斗中，我缴获了敌人的一只美式枪，有11斤重，可装8颗子弹。1946年的涟水战斗，是打得最为惨烈的一战。敌军是美式装备，有榴弹炮，火力比较强；我们装备差，大多数是步枪。第一仗我们胜利了，我们一个团1000多人和张灵甫的一个营七八百人拼刺刀。激烈的战斗后，壕沟里到处都是牺牲的战士。我这手就是在和敌人拼刺刀的时候受的伤。

1947年北撤到山东后，基本上没有一天不打仗，没有一天不跑路。当时我们穿的鞋子大多是当地老百姓送的慰问鞋。由于我们每天跑路较多，加上山东石头路多，特别费鞋子，一般一个星期一双鞋子就穿坏了。国民党穿的是胶鞋，但一般也只能穿一个星期左右。打孟良崮战斗时，为了抢战机，我们一夜跑了120华里，我们第五十一团、五十二团和五十三团加上十六师的一个团，打国民党七十四师的一个团，战斗打了3天，我们有2天基本上没吃到饭。当时战争非常残酷，敌方伤亡较大，山上到处都是尸体，臭味熏天，我们用三条毛巾围住口鼻都无济于事。我当时是通讯兵，就是把战斗信息及时送到团部去，全靠两条腿在炮弹、子弹到处乱飞的环境中奔跑传送。国民党3万多人，到5月16日，就基本被我们消灭差不多了，七十四师师部在孟良崮最大的山洞中，可容纳30人左右。当我们往敌方师部发起进攻时，我们指挥团的指导员壮烈牺牲。

孟良崮战斗后，我们在临沂受训，除了战斗就是训练，每天早上要跑12公里，然后回去吃饭，吃得还可以，基本每天都能吃到肉。

参加抗美援朝

1950年，我参加了打舟山群岛的战斗。1952年我参加了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更激烈和残酷，我们一个团2000多人，牺牲了1000多。我当时在炮兵11团，打榴弹炮，射程能打30公里。在朝鲜打了3个多月，我们被替补回来，我被调到南京炮校行政科当参谋。

(采访:刘江淮 张凤鸣 蔡文林 钱 宝 整理：钱 宝)

翟许友：我的抗战记忆

翟许友，男，1926年6月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1938年7月入伍，1943年入党。在太岳军区五十五团任侦察队长；1943年至1948年，在太岳军区司令部任侦察参谋；1948年11月初，受命联络国民党第三十军阵前起义时在太原被捕。南京解放后归队，后参加抗美援朝。1961年转业后任滁县专区工业局副局长直至离休。

一入伍就当了侦察兵

1926年6月，我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当时家里很穷，吃不饱、穿不暖，甚至晚上睡觉都没地方睡，每天晚上就蜷缩在井棚下睡觉。1938年7月份，我在运城入伍。因我年龄小，不易引起敌人注意，部队就叫我当了一名侦察兵，后来还加入到了薄一波领导的决死队。部队的条件很艰苦，枪支很少，不可能人手一枪。入伍时就给了我一根皮带、一把大刀。部队驻在一个乡村里，吃饭实行“派饭制”，就是今天派到这一家吃一顿，明天派到另一家吃一顿。记得当时吃面食较多，我们把面条叫做“转饭”，“罐儿饭，慢慢转”，就是用小勺子在碗里慢慢转，才能把里面的面条捞起来，后来到太行山吃小米就多了。部队虽然很艰苦，但比家里好多了，至少有饭吃。

我当侦察兵的时候，部队在山里。缺少日常用品时，就叫我到山外去买，如买牙粉、毛巾等。我到集市，经常住在日伪维持会会长家中，日伪维持会会长虽然为日本人做事，可他不敢告我们的密，他怕我们会报复他。所以我每次要去买什么东西，就把货物清单和钱给他，他照单买好就行。我也经常到日军据点去侦察，侦察也需要技巧，要特别善于观察，注意了解敌人据点的情况，如日军的番号、据点有多少人、路怎么走、据点主要障碍在哪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要了解敌人的增援部队情况。我们打敌人，不怕据点，关键是怕敌人的增援，这些必须要了解清楚。这些情报的获得，一部分是靠我们侦察，一部分是从日伪维持会长、伪保长那里获得。我们不仅要从他们那里获得情报，有时还要找他们“借”子弹——和他们混得熟了，和他们“勾肩搭背”时，偷偷地把他们弹夹里的子弹卸下带回来，因为我们当时最缺的就是弹药。

从日军手里夺得了第一支枪

1942年冬天，我们侦察排获知有一队日军从山西翼城县要回据点的情报后，排长就决定带着我们去打日军的伏击战。当时日军乘坐2辆汽车，并且2辆汽车相距有2里地。现在看来，这个伏击战不好打，你打其中任何一辆汽车，另一辆汽车就会立刻找有利地形反击我们。但当时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就在一个上坡的地方挖好壕沟，埋伏起来，等敌人第一辆汽车上坡速度放慢时，排长一声令下，有枪的同志就一起朝日军开火。我当时是侦察兵，还没有枪。打了一会，后边的日本兵到了，他们下车回击，我们就赶紧撤退。跑了一会儿，看日军没追，排长叫我回去再侦察。当时我年轻，认为自己遇到危险时跑得快，所以一点儿也不害怕，就回去继续侦察。

我的第一支枪就是和日军作战时，从日军手上抢夺过来的。我这腿上的伤就是那时抢枪时被日军打的。也是从那次开始我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枪，记得那一战我们一共缴获了4支枪。

太原“策反”不幸被捕入狱

1945年日军投降后，我们部队消灭了国民党的部分部队，用国民党的装备武装了我们的野战军。1948年在解放太原时，我们准备“策反”当时太原守军军长黄樵松，黄樵松也和我们上级接触多次，同意率军起义。经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和第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等首长商量后，决定派参谋处长晋夫作为联络代表持徐向前致黄樵松的亲笔信，与黄樵松的联络代表王震宇前往太原城。为保护晋夫同志的安全，上级指派我以晋夫警卫员的身份一同前往。

可万万没想到，黄樵松被他自己最信任的师长出卖。我们遭到国民党的扣押，并把我、晋夫和黄樵松等5人一起用飞机从太原运到了南京审问。后来我们参谋长晋夫和黄樵松被国民党处决。我当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才没被枪毙，被判了无期徒刑。

南京解放后，我被放了出来，找到自己所在部队。解放后，我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再后来转业到滁州任工业局副局长直至离休。

（采访:刘江淮 张凤鸣 蔡文林 钱 宝）

马焕龙：两次打日军和三个抗日小故事

马焕龙：男，1929年2月出生于定远县青山乡。1944年12月至1956年8月在部队历任战士、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1956年8月至1960年10月任定远县民政科副科长、科长；1960年10月至1981年6月任定远县组织部副部长、县工交办副主任；1981年6月至1984年4月任定远县计委主任；1984年4月至1985年7月任定城镇党委书记；1985年8月任定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9年12月离休。

我是1944年12月参军的，1945年8月日军就投降了，所以和日军打仗的次数不多，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白龙厂守备战后不久和日军的战斗；一次是打吴化文，吴化文后来虽投靠国民党，但我们还是把他当日军打的。因为吴化文之前是伪军，并且队伍中也还有不少日本兵。

先说一下白龙厂守备战。白龙厂守备战发生在1945年7月份。当时国民党广西军以主力围攻驻守在白龙厂的新四军巢北支队一营三连。新四军凭借1挺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顽强抗击强敌达5日之久，但仍然没有跳出国军包围圈。他们被围困在一个圩子里，圩子四边挖的都是水沟。水沟有效阻止了敌人的强攻，但我们新四军也死伤不少人，并处于弹尽粮绝的危险状态。此时敌人找来老百姓的许多柴草，扎成一个一个的草捆子，抛向水中，企图填高了冲过去，但还没等填好，我们的支援部队就到了。我们五旅十三团从白龙厂东北角小黄庄方向前去支援。在小黄庄，我们打跑了国民党一个连，但仍然没能有效帮助被困新四军突围。增援部队一边以号音与固守白龙厂阵地的指战员取得联系，一边派我们团的一个排长，姓马，带一个侦查员摸到圩子里了解情况。第二天晚上部队送了一些子弹和手榴弹进去，这样，内外一起打，把国民党给打跑了。

不久，日本投降了，我们赶快去接受投降。我们团兵分3路，一营开往青洛店受降，二营开往炉桥受降，三营开往上窑受降。一营还没到，那儿的十几个日本兵就撤退了，剩下20多个伪军，被一营连打带吓立即就投降了；二营开往炉桥，可炉桥的10多个日本兵躲在地堡里，不愿意向新四军投降，二营就封锁住他们的地堡，用手榴弹强塞进去，炸开了地堡，日军死的死、伤的伤；上窑在炉桥镇西北角，三营在离上窑十几里的地方，遇到了从凤阳县武店来的30多个日本兵，他们准备往淮南方向撤退，这些日军的上级机关在淮南。相遇后，我们把日军包围在一凹地里打，可我们两仗一打,没子弹了，双方僵持。到晚上日军顺山沟偷偷溜走，跑到河边，找到两只小船，分开上船准备划船逃跑。我们部队发现追击，二排作为预备队,还有一些子弹，于是朝一条船打去，船被打翻了，日军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淹死，只剩2个日本兵，被逮上岸。日军对我们团政治部主任陆进涛竖起大拇指，说“大大的”。我们这一排打另一船，排长1发子弹也没有了，就我还剩下5发子弹，我们打了几枪后，眼睁睁看着另一船日军跑了。

我们赶到上窑，日军早跑了，剩下30多个伪军在碉堡里抵抗。旅部把小钢炮调来打，抵近一炮，但没炸着，因为弹药不行。但吓得伪军到处乱跑，由于路上早被封锁，他们只有往窑河里跑，有的跑了，有的被淹死了。

第二次打日军，实际上打的是吴化文部队，他开始是伪军，日本投降后，他投靠了国民党，听说后来当了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长，打济南时起义了，投诚了共产党。

打过上窑后，我们部队准备打蚌埠，听说国民党部队顺着淮河到了蚌埠，蚌埠被国民党占领了。我们不能打了，于是我们从武店、张桥、滁县、六合到了山东。在界河，和吴化文部队交上了手，直接上去就打仗。三连、九连冲上去了，俘虏300多人，但其他敌人躲在工事里顽抗。部队猛攻，但他们工事既高又陡，攻不下来，只好撤下来了。第二天晚上，没有硬攻，三连一个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扛着一枚手雷，将地堡炸掉半个。这种手雷有20多斤，带把子。这个战士是天长人，名字记不得了。部队冲上去后，从东门攻进去，敌人从西门跑了，山东八师三个团在那边正好把他们都抓住了。

我们打日军时，武器装备是比较落后的，大多数武器是靠打仗缴获。那时强调打歼灭战，因为只有歼灭战，才能把敌人的武器弹药全缴获来，不然，就叫消耗战，两仗一打，子弹就用完了。

我再说几个关于抗战期间的故事。一个是日军残暴，强奸妇女。大概在1943年左右吧，在定远县青山乡街道西南角有一个日军的碉堡，青山乡河东袁家湾子离我家不远，那儿只有几户人家，其中有一户人家坐南向北，房子的地势高。有一天，摸过来三个日本兵，闯入这户人家，正好这户人家有一个来走亲戚的17岁女孩，被日本兵看到了，三个日本兵就轮奸了这个女孩。当时真是鸡飞狗叫，这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很多村民都看到了。当时就有一个小伙子说，“我长大了当新四军，好好地收拾这些鬼子。”

另一个故事是拔日军的电线杆子。1943年，路南、路北（1942年初，日军修通了定城至水家湖的公路，沿线较大集镇均被日军控制，形成了东西长约90华里的封锁线，定凤怀县被分割成南北两大片。）分属定合县和定凤怀县，当时联系不像现在这样及时畅通。日军的一个保长叫吴玉庭，他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天下午，他从路南那边来老烟筒这边走亲戚，晚上留下吃饭喝酒，就没有回去。当时是夏天，农村人都睡在场上（脱打麦子的场所）。这家人也给他铺了一张席子，让他睡在场上。晚上村里有人到路北新四军处报告给新四军陈汉章，说有一个伪保长在场上睡觉，陈汉章就派两个人来，打了吴玉庭一枪，子弹从吴的口中打进去，从后颈出来。两人以为把他打死了，就赶快离开了。等两人走后，吴玉庭带伤跑回去，日军见到了，认为吴玉庭是“大大的好”，被共产党打的，肯定是自己人，就送他到医院治疗。好了后，日军还任命他为自卫团长，分给他20多个人、20多条枪。但以后新四军常来骚扰日军，非常了解日军的情况。时间一长，日军对吴玉庭起了疑心。吴察觉到后，就带人带枪跑到新四军那边去了，并沿途放话说“鬼子跑了，路边的电话杆子谁拔了是谁家的。”村民就都去拔，我也去拔了一根。从小黄庄到西卅店一路电话杆都被老百姓拔了。只有十八岗那有日军碉堡，日军发现了开枪，我们就把电线杆埋起来。电话杆一拔，日军通信没了，据点里的日军就都撤了。

还有一件事是听说的。大概是在1942年，日军下乡“扫荡”。庄上家家户户都养鸡，日军就去抓鸡。其中有一个日本兵，为方便抓鸡，就把枪靠在一个姓王的村民家门口，然后逮鸡去了。王姓村民看他跑远了，就把枪和子弹扔到山芋窖里面了。最后那个日本兵逮了10多只鸡，回来找枪找不着了，急得哇哇叫。但部队要走，他只好走了。事后，王姓村民说，“划得来，10多只鸡换一支三八大盖子枪。”

（采访：定远县老干局、定远县委党史研究室）

丁以桂：战斗在军旅医疗卫生工作第一线

丁以桂，男，1928年5月出生于江苏省盱眙县。1943年6月至1971年4月在部队历任卫生员、甲等卫生员、见习医生、副队长、战地医院分院副院长、主任军医、院长；1971年4月至1975年5月任全椒县医院党支部书记；1975年5月至1983年12月任全椒县医药公司党支部书记；1983年12月离休。

我的家乡在天长和盱眙交界处，是老革命根据地，新四军二师所在地，三面环山，一面环水。新四军的宣传队经常去那里宣讲革命道理，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我深受抗日救国思想的熏陶。哥哥在1942年参加了新四军骑兵团，在战斗中负过伤，后来他进入了抗大七分校学习，家里的很多亲戚也参加了革命，因此我受到他们影响也参加了革命。我是1943年6月10号参加革命的，当时是16岁，父母亲不在家，祖母同意我去的。由于交通不便我就在洪泽湖雇了一个小帆船，渡过洪泽湖草滩，找到了新四军第四师，在洪泽县总队报名参军。当时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很艰苦。我参加了卫生业务的学习，增长了知识，后来当了连队卫生员。由于我工作积极、思想进步，1945年5月份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到淮北一个后方卫生院工作。

当时，日伪军经常在洪泽湖区域“扫荡”，卫生班班长那芳在战斗中牺牲。我也经常随部队下湖巡逻、演习，负责医治伤员方面的工作。后来我被抽调到新四军七旅军分区休养所，所长是黄振亚、办公室主任是吴德明。我主要负责所里医疗上的事情。一直到抗战结束。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对华东地区发动进攻。这时我随部队转移到华东野战军(三野)转运总站工作，参加过几次著名的战役：

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在山东省蒙阴县东南展开。在这次战役中，我不怕牺牲，英勇参战，不怕困难，不知疲倦地工作，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好评，先后两次立三等功。

南麻临朐战役。那是1947年夏天，当时天上连续下大雨，洪水猛涨，我们冒着大雨转运伤员，一个卫生队长叫葛尚杰，是上海人，为了抢救伤员被洪水冲走牺牲了。

淮海战役。1948年11月，我们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我们当时主要是在安徽宿县符离集一带开展对伤员的救治和转运工作。天气寒冷，我就想出一个土办法给伤员取暖，我们把砖头放在火上面烧烫，然后用冷水浸一下，立刻用布包起来，让伤员们取暖。遇到骨折的伤员，没有夹板，我就用树枝固定伤员受伤的部位，及时护送伤员去后方医院治疗。

渡江战役。1949年4月25日，我们部队渡江，我带着一个班，乘坐一只小帆船过江，是一位老大娘给我们摆渡的。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划水，一鼓作气，终于到达了对岸，立刻对战斗中负伤的战士进行救治。

过江以后不久，上海解放了，我被调往刚成立的上海市军管会，从事接管工作。我当时接管了一个文具大仓库，就我一个人在那里。我工作的地方就在闹市区，面对周围的花花世界，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革命意志坚定，不受身边环境的影响，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军管会工作结束后，我回到了原单位华东野战军野战医院。

1950年10月底，抗美援朝战争拉开了序幕。我们部队开拔到吉林省延吉、安图、敦化一带，作为战地医院，负责救治朝鲜前线送来的伤员，我爱人当时在这里做护士，一个人要负责几十个伤员，很辛苦。我主要负责医疗行政工作，担任分院副院长，一直工作到抗美援朝结束。我们从东北南下到了江苏无锡的一个镇子进行短期休整，又到了浙江省余姚县进行学习培训，后来到福建福州。

1958年，我们医院改成第五十二预备医院，北上去支援北大荒建设。我们对当地的医院进行就地整编，在珍宝岛不远的饶河县建立了医院，后来我又去地方任卫生所所长。当时条件很艰苦，我们自己动手做土坯盖房子。不久我被调出来，先后到八五九农场医院、八五三农场医院、八五〇农场医院任院长。工作了一段时间，黑龙江农垦局组建完达山林业管理局职工医院，我又被调到那里负责这个医院的筹建工作，我们住在虎林县一个边防站的营房，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又是自己动手做土坯盖房子，把医院盖起来了。后来我们搬到了东方红镇，在这里工作了比较长的时间。

1971年5月，我调到全椒县人民医院，我和汪治浩、雍凤生3个人组成县医院领导班子，我任革委会主任，汪治浩任支部书记，雍凤生任院长。1974年我被调任县医药公司支部书记，1983年5月离休。

（采访：柴发华 王 跃 整理：王 跃）

高维田：忆我的抗战岁月

高维田，男，汉族，1925年9月出生，天长人，1943年6月参加工作，任新四军二师路东军分区战士。1944年9月高维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升任新四军二师独立旅警卫班班长；1946年9月任华野十纵三十旅警卫班班长；1947年8月任华野十二纵三十四旅班长、副排长；1948年8月任江淮军区教导团区队长；1949年3月调任天长县大队排长；1949年9月先后任滁县军分区连长、滁州分区参谋、武汉军区某部作战参谋等职；1958年4月调任黑龙江军委农场副厂长；1963年6月至1983年6月，先后任天长县金集区电灌总站站长、水电局副局长、水利局局长。1983年6月离休。

我叫高维田，安徽天长人，1925年农历九月初五出生，1943年6月开始参加工作。194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最开始是参加了新四军东南支队四连，在冶山一带打游击。我参加的这支部队属于新四军独立旅，当时的旅司令部在长兴，不过在日军投降前一直没有公开番号。我们部队发的枪是湖北条子，又称汉阳造。

没参军前，我在金集街设摊卖大饼油条。一天早上，林永昌、王国珍、陈门才三人在我摊上吃早点，我们四人就谈到想当兵，而且一致认为当兵就当新四军。我们说走就走，将卖大饼油条的挑子放回家后,就同林永昌、王国珍、陈门才一道去参加游击队了。我们四个人一道参军，到游击队后不久就分开了。林永昌是金集人。1944年10月，仪征鬼子下乡“扫荡”，在红山与游击队打了一仗，他在此次战斗中过早地牺牲了。王国珍也是金集人，1946年夏天，随新四军北撤后，在江苏涟水守备战中牺牲。陈门才也是金集人，他也牺牲了，地点、时间我记不得了。我当时所在的一个班，除班长外，其他的都是天长金集人，后来随着部队的发展都分散开了。

1943年8月，四合墩与八百桥之间的桂子山发生了新四军反“扫荡”斗争中的一次著名战斗。桂子山战斗结束一个月后，我离开了冶山游击队，那时候大概是1943年10月。我离开前参加过两次战斗，仁和集一次，八百桥一次。我们当时在彭家集放军事哨，离仁和集大概有7里路。一天中午，仁和集日军来打我们。在高处放哨的战士远远就看到日军来了，走在前面的是日军小队，有十几个人，后面跟着的是伪军一个排，有30多人。我们只有一个班的人。班长让我们在坟堆上趴下，听号令放枪，要求我们一排子弹下来必须能打到日军。第一排子弹放出去，一个日本兵从架子车上掉沟里了，应该是受伤了。第二排子弹又打到一个，后来听老百姓讲是死了。两排子弹放完后我们就开始撤退。当时连部在老张营，撤到石家寺时遇到我方的增援部队，日军一看我们的增援部队到了，就调头撤回仁和集。八百桥的那一次战斗是为了配合英雄岭（也就是桂子山）的正规军作战，我们负责截断敌人的运输线。1943年9月底接近10月的一天晚上，我们侦察到山头上日军很少，只有日军几人，伪军十几人。于是我们侦查好了之后主动出击，扔了几棵手榴弹把几个日本兵炸死后，伪军就缴枪投降了，我们一个排的人一个也没有牺牲。

1943年10月的时候，上级认为我表现还不错，就将我调走了，选调我一人到军分区政治部，地点在张公铺小李庄。当时我被分在警卫排短枪班，短枪就是驳壳枪。短枪班平时和长枪班一样站岗，给政治部首长放门哨，有任务的时候就出任务。一直到1944年6月，我都是给张铺红庙子教导队队长林道生当警卫员。有一天，政治部主任李世焱来作政治报告，看我来来去去地忙着端茶倒水的，觉得还不错，就向林道生要人，让我去给他当警卫员。当时组织上认为我表现好，也开始发展我入党。那时入党非常保密，几个人跑到田埂上悄悄地谈入党的详细情况。

一直到1948年，我都是给李世焱当警卫员，从日军投降到解放战争，我随着他北撤、南下，从警卫战士到警卫班长再到警卫排长。后来到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三十四旅担任班长、副排长。1948年8月，又在江淮军区教导团任区队长。1949年3月在天长县大队当排长。

1963年6月，我回到天长，先后担任金集区电灌总站站长、水电局副局长、水利局局长等职务。1983年6月离休。

（采访整理：李旭东 瞿安红 戴月林）

邢邦友：从给日军做劳工到抗日机枪手

邢邦友，男，1926年12月出生于庐江县。1944年7月参军入伍，194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政治指导员、副队长、股长、指导员、政治教导员、人武部副政委、政委、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1962年5月被授予少校军衔，1982年9月离职休养。

我是安徽省庐江县人，从小家庭贫穷。父亲当时在东流县一个清末举人家当大师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管家的。我和母亲在家生活，后来生活越来越难，6岁时不得已随母逃荒到东流县找父亲，然后在东流县生活。

“挨了日军两鞭子”

我们那里当时是日本统治区。我十三、四岁时就给日军做劳工，做一些如修路、筑工事、挑担子的事情，一年的时间要有大半年在给日本人做劳工。当时我虽然年龄小，但个子大，日本人就把我当成整劳力看，干活时一点也不给我减轻。记得有一次挑什么东西，非常重，一下就把我压倒了。我使尽力气，试了3次也没有挑起来，就这样还挨了日军两鞭子。最后有人把我扁担拿了，我才爬起来。我现在腰部有时候还会发疼，就是那个时候经常超负荷劳作被压伤而留下的病痛。

报名参军打日军

1944年7月，我在东流县参军入伍。当时东流县地方上有三种部队：一是国民党的部队；二是日伪军部队；三是新四军。我参加的部队是新四军第七师沿江支队游击队。我为什么选择当新四军，因为当时国民党上等兵可以打下等兵。但新四军是官兵平等，上等兵不打下等兵，队长和战士吃住一样，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新四军。我们那里地方党组织成立较早，1942年前后就有了。我弟兄4人，我是老小，我大哥参加地方党组织比较早，是地方的党组织支部书记。我偷偷跑去报名参军时,父亲是不同意我参军的，他说我年龄太小，就叫我三哥去部队把我换回来。可部队又不同意，因为三哥右手残疾，不能打枪，所以就没有换成。

我们新四军游击队活动的主要范围在贵池、东至一带，因为这一带是山区，山多，便于打游击。而日军的据点、碉堡一般都在集镇。日军的碉堡一般是圆的，也有方的，大概有现在的三四层楼那么高，四周留有枪眼，防止新四军攻碉堡。当时我们游击队不过10来个人，队长叫叶友靖，他原来是沿江支队3营7连的一个排长。我们全队只有七八杆枪，装备简陋，力量很小。

日本投降时，我们正在贵池县一个乡村的山包上训练，山的名字好像就叫高山。日本投降，国内战争爆发后不久，七师就北撤到无为一带。到江北以后，部队整编，留下了一个大队，叫大别山游击支队（后编为皖西大队），我被编入支队7连。这个大队实际就是一个营，有400人左右，大队长叫钟大湖，后来调来张伟群任副政委，张伟群解放后任安庆市第一任市长。

当了机枪手

1945年8、9月份游击队编入正规部队以后，我当了机枪射手。我们一个连队只有一挺机枪，德国产的。当机枪手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必须要是党员；二、家庭政治背景要好；三、体格要强，身体要好，否则你扛不动机枪。而我家庭政治背景好，我哥是地方党支部书记。另外我个子高，体格好，所以我就当上了连队的机枪手。机枪手是不用站岗、不用放哨的，同时也非常光荣，很令人羡慕。

在战争年代，我当了几年兵，干了几年的侦察工作。解放后被分配到安庆教导队工作，1953年到省军区教导大队政工连当指导员，1962年5月晋级少校军衔，1982年9月从滁州军分区政治部离职休养。

（采访:刘江淮 张凤鸣 蔡文林 钱 宝 整理：钱 宝）

（本版文字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