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封
英雄可以名垂青史，但未必都能感动他人。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可也有一些平凡的人，他们谈不上倜傥风流，更未建非常之功，却由于得到人们内心感动的共鸣而流传不朽。近日再读鲁迅的《藤野先生》，同时对比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回忆文章，既惊奇于二者相互印象的巨大落差，又感叹于两人亦师亦友朴素而真切的感情。
鲁迅对藤野先生是非常尊敬的。在他那篇著名的散文《藤野先生》里，无论是回忆藤野先生声调缓慢而顿挫的自我介绍，或是耐心细致改正鲁迅的听课笔记，或是看到鲁迅成功完成解剖实习的兴奋举止，还是最后离开仙台前的依依惜别，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对这位异国老师深深的感激和怀念，并觉得“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可见藤野先生在他心目中位置之高。
但略显意外的是，藤野先生对鲁迅这位中国学生的印象却似乎并不太深。鲁迅去世2年后，藤野先生在《谨忆周树人君》一文中自言旧事“记忆不是很清楚”，对鲁迅到他家里来玩过，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而那张鲁迅一直珍藏并挂在寓所的照片，他也“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赠送给周君的了”。当得知被鲁迅尊为唯一的恩师时，藤野先生甚至“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觉得“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这样不足为道的事罢了。
似乎这个让鲁迅终身难忘、感激的藤野先生有些太“不解风情”了，但如果去分析考究二者的为人、性格和境遇，这两种落差较大的印象却也十分正常。
毫无疑问，藤野严九郎是一个古道可风的教师。他之所以对鲁迅有格外的关怀，只是因为他在少年时代曾经学习过汉文，“很尊敬中国人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而且在他看来，所帮助鲁迅的仅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亲切”，自然也不会有多深刻的记忆。此外，从一个普通教师的角度，对多年前一个成绩中等的学生印象不深也是人之常情。因此，藤野先生的“记不大清”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给予韩信一饭之恩的漂母和帮助伍子胥渡河逃难的渔父，他们在给予别人帮助之时都没有把帮助之事记挂在心，藤野先生的诸多记忆不深更加证明了他的清风和伟岸。
鲁迅彼时是一个孤寒无助的青年。在国内，遭遇了父亲早故、家道中落、族人不公，于侮蔑中独自去南京寻“异路”。在日本，不愿与东京醉生梦死的“富士山”们为伍，孤身去仙台寻医，却因为是弱国弱民遭到同学的歧视和讥讽。观看日俄战争的影片时，看到围观的身体健壮却麻木不仁的国人，听到周围刺耳的“万岁”，进而发觉自己作为人生追求的“治病救人”梦想原来“并非一件紧要事”。冒昧揣测，凡此种种都让青年鲁迅心里倍感失望、屈辱、愤怒、彷徨和无助。而藤野先生，一个非亲非故的日本人，居然在异国他乡能给予他格外的尊重和关怀，这是鲁迅绝对未敢奢求的。所以，即使这些关怀只是帮助改笔记、临别送照片等“微不足道的亲切”，也足以让孤寂的鲁迅感动、感激和铭记一生了。
同样的事情，在帮助的一方看来是微不足道，在被帮助的另一方认为却是弥足珍惜，这也让我想起一件往事。
大约二十年前的一个暑假，表哥养了十几只“北京鸭”，骑自行车准备到县城去卖。当时我正痴迷于看武侠电视剧，想让表哥去县城卖完鸭子后给我买一根电视里大侠们吹的笛子。表哥应声答应了。
虽然答应，但我心里却没抱多大希望。因为一来我只是看电视时随口一说；二来表哥虽然答应，但是答应的太“随意”，连前提条件或者借口都没有说；三来我也觉得表哥不一定能找到县城卖笛子的地方。
然而，当表哥回来时，大家却发现他真的买了一根笛子！我已忘却了当时的自己是怎样的惊喜和感动，只记得大人们知道后埋怨表哥乱花钱，因为我只是个小孩，又不会吹笛子，买了只是浪费。当然，事情的发展也确实如大人们预料的那样——笛子吹了几天，我就没有兴趣了，最后也没保存下来。但对表哥买笛子这件事我却一直记着。
上次开车从婺源乡下带亲戚去县城吃酒，小侄女和她的奶奶（我的姑姑）坐在车后。小侄女在车上撒着娇，嘟囔着想买彩色蜡笔，但被“严厉”的姑姑以时间来不及拒绝了，小侄女也只好就范。在酒席的间隙，我抽空去买了一整套的彩色蜡笔。小侄女见到蜡笔后异常的兴奋，她大概没有想到我这个久不在家，容貌都有些陌生的表叔会给她买了央求很久而不可得的蜡笔。而与之前的情景相似，姑姑知道后也像当年埋怨表哥买笛子那样埋怨我乱花钱，因为小侄女只是一时兴起要彩色蜡笔，用不了几天就会丢到一边。但姑姑可能不会觉察，今天想要彩色蜡笔的小侄女正如二十年前想要笛子的我。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诚然，对不同的事人们会有不同的印象；但即使是对相同的事情，各自的印象却也可能差别很大——或觉得弥足珍贵，或认为只道寻常，但是能触发人内心感动和感恩，却是相通的。这种感动、感恩于其大者可以鼓励像鲁迅这样的伟人激荡前行，于其小者可以换取小侄女这样的孩童会心一笑，虽对象、效果不同，但其精神是一致的。这大概也是《藤野先生》一直能打动人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