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封
英雄可以名垂青史,但未必都能感动他人。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可也有一些平凡的人,他们谈不上倜傥风流,更未建非常之功,却由于得到人们内心感动的共鸣而流传不朽。近日再读鲁迅的《藤野先生》,同时对比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回忆文章,既惊奇于二者相互印象的巨大落差,又感叹于两人亦师亦友朴素而真切的感情。
鲁迅对藤野先生是非常尊敬的。在他那篇著名的散文《藤野先生》里,无论是回忆藤野先生声调缓慢而顿挫的自我介绍,或是耐心细致改正鲁迅的听课笔记,或是看到鲁迅成功完成解剖实习的兴奋举止,还是最后离开仙台前的依依惜别,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对这位异国老师深深的感激和怀念,并觉得“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可见藤野先生在他心目中位置之高。
但略显意外的是,藤野先生对鲁迅这位中国学生的印象却似乎并不太深。鲁迅去世2年后,藤野先生在《谨忆周树人君》一文中自言旧事“记忆不是很清楚”,对鲁迅到他家里来玩过,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而那张鲁迅一直珍藏并挂在寓所的照片,他也“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赠送给周君的了”。当得知被鲁迅尊为唯一的恩师时,藤野先生甚至“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觉得“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这样不足为道的事罢了。
似乎这个让鲁迅终身难忘、感激的藤野先生有些太“不解风情”了,但如果去分析考究二者的为人、性格和境遇,这两种落差较大的印象却也十分正常。
毫无疑问,藤野严九郎是一个古道可风的教师。他之所以对鲁迅有格外的关怀,只是因为他在少年时代曾经学习过汉文,“很尊敬中国人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而且在他看来,所帮助鲁迅的仅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亲切”,自然也不会有多深刻的记忆。此外,从一个普通教师的角度,对多年前一个成绩中等的学生印象不深也是人之常情。因此,藤野先生的“记不大清”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给予韩信一饭之恩的漂母和帮助伍子胥渡河逃难的渔父,他们在给予别人帮助之时都没有把帮助之事记挂在心,藤野先生的诸多记忆不深更加证明了他的清风和伟岸。
鲁迅彼时是一个孤寒无助的青年。在国内,遭遇了父亲早故、家道中落、族人不公,于侮蔑中独自去南京寻“异路”。在日本,不愿与东京醉生梦死的“富士山”们为伍,孤身去仙台寻医,却因为是弱国弱民遭到同学的歧视和讥讽。观看日俄战争的影片时,看到围观的身体健壮却麻木不仁的国人,听到周围刺耳的“万岁”,进而发觉自己作为人生追求的“治病救人”梦想原来“并非一件紧要事”。冒昧揣测,凡此种种都让青年鲁迅心里倍感失望、屈辱、愤怒、彷徨和无助。而藤野先生,一个非亲非故的日本人,居然在异国他乡能给予他格外的尊重和关怀,这是鲁迅绝对未敢奢求的。所以,即使这些关怀只是帮助改笔记、临别送照片等“微不足道的亲切”,也足以让孤寂的鲁迅感动、感激和铭记一生了。
同样的事情,在帮助的一方看来是微不足道,在被帮助的另一方认为却是弥足珍惜,这也让我想起一件往事。
大约二十年前的一个暑假,表哥养了十几只“北京鸭”,骑自行车准备到县城去卖。当时我正痴迷于看武侠电视剧,想让表哥去县城卖完鸭子后给我买一根电视里大侠们吹的笛子。表哥应声答应了。
虽然答应,但我心里却没抱多大希望。因为一来我只是看电视时随口一说;二来表哥虽然答应,但是答应的太“随意”,连前提条件或者借口都没有说;三来我也觉得表哥不一定能找到县城卖笛子的地方。
然而,当表哥回来时,大家却发现他真的买了一根笛子!我已忘却了当时的自己是怎样的惊喜和感动,只记得大人们知道后埋怨表哥乱花钱,因为我只是个小孩,又不会吹笛子,买了只是浪费。当然,事情的发展也确实如大人们预料的那样——笛子吹了几天,我就没有兴趣了,最后也没保存下来。但对表哥买笛子这件事我却一直记着。
上次开车从婺源乡下带亲戚去县城吃酒,小侄女和她的奶奶(我的姑姑)坐在车后。小侄女在车上撒着娇,嘟囔着想买彩色蜡笔,但被“严厉”的姑姑以时间来不及拒绝了,小侄女也只好就范。在酒席的间隙,我抽空去买了一整套的彩色蜡笔。小侄女见到蜡笔后异常的兴奋,她大概没有想到我这个久不在家,容貌都有些陌生的表叔会给她买了央求很久而不可得的蜡笔。而与之前的情景相似,姑姑知道后也像当年埋怨表哥买笛子那样埋怨我乱花钱,因为小侄女只是一时兴起要彩色蜡笔,用不了几天就会丢到一边。但姑姑可能不会觉察,今天想要彩色蜡笔的小侄女正如二十年前想要笛子的我。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诚然,对不同的事人们会有不同的印象;但即使是对相同的事情,各自的印象却也可能差别很大——或觉得弥足珍贵,或认为只道寻常,但是能触发人内心感动和感恩,却是相通的。这种感动、感恩于其大者可以鼓励像鲁迅这样的伟人激荡前行,于其小者可以换取小侄女这样的孩童会心一笑,虽对象、效果不同,但其精神是一致的。这大概也是《藤野先生》一直能打动人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