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佩华

一夜春风到，元旦花枝俏。一年就这样眨眼过去了，元旦又喜气洋洋地飞至而来。望着满大街红红的灯笼，商店里挂满了各种各样漂亮的服装，我不禁想起那年的元旦。

记得上小学五年级那年，我突然被老师选上了宣传队准备参加元旦文艺演出，那支舞蹈的名字叫《北京的金山上》。这个喜从天降的好消息，如一颗喜糖似的让我甜心了好久，要知道，那时能参加宣传队的人，要么是教师子女，要么是干部子女，要么是长得特别漂亮的能歌善舞的学生，而我，一个家境普通、相貌平平、土里土气的人能碰上这种好运，真有一种像天上掉馅饼或中彩票的感觉。

可让我苦恼的是，老师要求统一着装：红毛衣、绿裙子、白色运动鞋、红花结。这样如今看似极其最平常的一件小事，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奢侈的梦。但为了这个梦，我只好在家朝母亲吵着要。母亲听后半喜半忧，神情有些尴尬，然而不懂事的我却全然不顾她的感受。我家兄妹五人，全家只靠父亲那三十几元的工资生活，经济非常的拮据，所以都是靠目不识丁的母亲在繁忙的家务中，抽空去供销社下货挣钱来帮衬着生活。

那年的十二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大雪纷飞，供销社又来了一卡车货物，母亲悉知后，便毫不犹豫地拿了件没舍得扔的破衣服，往自己身上一披，就迫不及待地奔去了。平日里，母亲都是一个小时左右就回，但那天她却迟迟未归。姐和妹烧着饭，吩咐我去母亲那探探情况。怕冷的我，带着风雪帽，手提小手炉，就朝母亲下货的地方磨磨蹭蹭地走去。

此刻，凛冽的寒风撕裂着空气，如锋利的刀切割在脸上。我吓得把自己缩成了一只小乌龟。远远望去，被雪薄盖的一辆大卡车上，只有母亲和另外一个人的身影在不时晃动。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悄悄地靠近了母亲。

只见母亲不时地在车尾边缘吃力地用肩扛上货，两手绕后脑勺紧紧地拽扶着右肩上的货箱，咬紧牙关将事先那弯弓的腰慢慢挺起，晃晃悠悠地往返于供销社仓库。去仓库的途中，母亲还不时地将她那有点肥胖、矮小的身体轻轻往上一提，两手把货箱托得更紧，就像怕把她的孩子摔下来似的。当母亲疲倦地从仓库走出时，我看见母亲像披上了一件白色斑驳的外套，从头到脚都是白的，她的头发白的星星点点，只有那张正宗黄肤色的脸庞被冻得有点圈红。母亲不时地张口喘着腾腾热气，胸前起伏着。就这样，她继续着这样重复繁重的劳动。望着母亲的身影在寒风大雪中挣扎，手中的小火炉神经般地在我手上抖成了小筛子，咸咸的热泪，化作冰冷的泪珠不自觉地流入了口中，我的心也颤抖起来。

“妈！”我突然冲在母亲眼前含泪地叫了她。“你、怎么、来了，快回去，我、我、马上要下完了”。“我等你，帮你！”我毅然地放下了火炉，把颈子伸了出来，跟在母亲后面帮她托起货箱。大约半个小时后，母亲终于下完了货。她拿下了披在身上的旧衣服，抖了抖身上的雪花，气喘吁吁地笑对我说：“今天、天冷、雪大，只有、我们，两个人下货，这样也好，比平时要挣钱多，我要攒钱给你买演出服。”“累吧？”望着母亲眼角的皱纹在颤动，我心疼又内疚地踮起脚来，替母亲弹去了发丝上的雪花。“睡一觉就好了，不累，回去。”我一手提着小火炉，一手插进了母亲右侧冰冷的腋下，但此刻我的心里却很是温暖，那是母亲一颗热乎乎的心在为我拼搏、付出。

元旦那天的文艺演出会上，我穿上了母亲为我借来的红毛衣和用她下货的血汗钱给我买来的绿裙子、运动鞋及红色蝴蝶结，我带着母亲的温暖和期盼，像只小蝴蝶飞向了舞台……